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实名在网上发表长达12万字的长文，详述自己与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17次在酒店开房。常艳目的是希望调入北京工作拿到北京户口。常送钱几万给衣，才得以陪睡，而衣至少有两个姘头。常户口无望，就向衣要封口费。衣给了100万后，常发出长文引发震撼。此文中人物多是中共马列研究圈中人，而衣俊卿是中共马克思哲学圈“大牛”，网友对马列高官的道貌岸然唏嘘不已。

女主角真实姓名常艳，已婚，红色家庭媳妇。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男主角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着名学者何清涟点评：常艳《中央编译局言情录》读后感：一、权色交易已成买方市场，卖方除卖相之外，还得提供金钱才能获得陪睡资格;二、一批本无学术研究能力的人依靠权色交易进入国家队之后，只能围着国家课题色拼钱拼溷日子;三、中共官场形成一夫N妻制，正妻之外的女人靠财政供养。

这篇《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12月12日在网上热传，震撼网络。作者常艳是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文章讲述两人从2011年3月的面试中相识，之后发生关係，到衣俊卿另结新欢的经过。文中详细记录了两人17次开房的时间及地点。

此文目前已经被大陆各网站删除。

网友teach999转播片段:

8月9日，第13次在一起，洪城铭豪410房间。未带套，感觉还好，懒得细说了。8月10号(星期五)上午开会，在一起一上午，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兴奋与冲动。前一天还赤诚相见的两人，第二天就道貌岸然坐在会议室里，在众人面前谈着学术，有时不禁觉得可笑。是我们欺骗了世界?还是世界欺骗了我们?

不死鸟转播片段：“1.每月见我一次，再无其他要求;2.给我60万，从此形同陌路;3.给我30万，5年内把我调到北京，到时悉数奉还。”这是某女博士后在付出1+5万、另陪睡3次、觉得靠“博士后”方式调到京城无望之后，向某副部级局长开出的条件。

邹恆甫评论：是不是很无耻?中国“学术圈”是不是很肮髒? 

teach999 转播片段: 后来讹了人家100万! 

大家都看过编译局言情录了吗？爆料马哲圈大牛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5077562/

来自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衣俊卿小n实录

序

1.人物关係

我：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杨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曹荣湘：原为中央编译局人才处处长，后被提拔为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

董莹：编译局人才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萌萌：中央编译局战略所博士后，英国海归博士，我的室友。

下面的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出现时间较晚，但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不得不列出来。

张文成：中央编译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武锡生：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刘仁胜：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江洋的师兄，段忠桥老师的学生。

马瑞：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战略部副研究员。

张志银：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刘长军：毕业于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2.几点说明

其一，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多情”之人写的小说，没有关係，我不在乎看客对我的评价。

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会在文字上予以注明，否则都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再现;您可以质疑事件的真实性，但我有保留尽量客观、真实陈述事实的权利。

其三，本文爆出丑闻，便有承受各种不良后果、法律责任及社会效应的心理准备，涉及事件的当事人愿意起诉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击。

全文见下页：

女博士后爆亲历中央高官情色实录引震撼 被追杀全文

一、并不愉快的相识

与衣老师(这裡，我还是叫他衣老师吧)相识始于2011年3月底。此前，虽闻其大名，但因为研究领域并不十分契合，对他的学术倒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对他的为人处世的认知了。如果时光倒流至2011年3月29日之前，我与他都是快乐的，至少在“我们”的事情上，都不需要耗费精力。

清晰地记得，面试那天，我穿着亮麵灰色中袖西服，白色衬衫，高跟鞋，戴着镶了些水鑽的细细的发卡。从西西友谊宾馆出来前，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嗯，不错，漂亮并知性、干练，外形没有问题。穿过辟才衚衕的红绿灯路口，一阵风刮来，有些微凉，毕竟是初春，路上像我穿这麽单薄的人不多。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

到了编译局，跟门卫说是来面试的，就顺利地进来了。博士后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董莹给几十位前来参加面试的人员说了些注意事项，我们大家便在一个会议室里候着。

由于报考的是脱产博士后，所以面试的次序比较靠前。我记得一进会议室的门，我对着各位面试评委很友好而谦和地笑了下，也看到了衣老师的笑容。面试环节，我一贯不卑不亢，陈述了自己以往的研究积累及未来的研究设想。这裡不得不提的是，我特意提了一下姜海波(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衣老师的博士生，当时还未毕业)以拉近和衣的关係。虽说是有套近乎之嫌，但我也说的是事实。

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在毕业半年后即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0年桂林会议上送给了很多学界的前辈与老师。在桂林灕江的游轮上，我与姜海波很煞风景，面对着如诗如画的灕江风光，我俩竟然聊着学术。他建议我下一步可以做一些恩格斯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这个方面目前做的人比较少。

从桂林回来后，一方面要准备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一方面要提交博士后报名材料中的研究计划。我就写邮件给鲁克俭，他说就按照姜海波说的这个方向做。鲁给我定了一个题目“恩格斯着作的写作、出版及传播研究”3。

拿着申报社科基金的论证初稿(写的比较详细)，我给各位评委老师陈述了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印象最深刻的是，衣老师一听到我的选题是受姜海波及学界其他老师的启发而来，一改先前对我的友好态度，很不客气地转头对柴方国(编译局马列部主任)说：“这不就是咱们做的那个嘛!”其实，衣老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典藏与整理研究”，我并不知道，而且我的论证角度与他们不一样(这是后来我知道的)。当时，只是觉得他在嘲笑我，题目太大了。这个我现在也承认，但我坚信，之所以能拿下这个课题，自然是我的论证有自己的独特与精到之处。

在面试中还有一个细节记忆犹新，这个细节衣也在后来与我二人所开的“卧谈会”中提到过。他说：“你们单位能放你吗?”我回答：“我们是有协议的，只要赔钱就可以!”

4衣说：“拖家带口的!”我当时马上回应：“我家裡边条件挺好的，在我的工作没有落实之前，家裡人是不会过来的!”我心里当时想的是，按照政策有些单位是会为博士后的配偶解决借调等问题，我不需要你们为我考虑这个，我自己克服困难就是了，不就2年嘛!

至于衣老师为什麽会说这个话，我到现在也是懵懵懂懂的。总之，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我与他素昧平生，怎麽在听到姜海波的名字后就一改态度而刁难起我来了呢?!

5因为这次不够友好的初识，使得我们后面会有联繫(我去洛阳开会，一半是为与他改善关係)，为后来有故事发生埋下了伏笔(我写到这裡，很后悔，不去洛阳多好啊，不和衣一步步走近多好啊!)。

面试中，所报导师杨金海由于父亲去世回了河南老家，其馀几位导师是：衣俊卿、魏海生、柴方国、李惠斌、鲁路、薛晓源。

魏海生问我如果脱产的招不了还读不读?我客气而委婉地笑笑说：“那可能就不读了。”(其实，就是说脱产的招不了就不读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写到这裡再插一段题外话：

杨金海在面试前给衣俊卿说了自己的倾向，脱产招那个男生，别招我，怕我将来要在北京找工作，很麻烦(与我一同报考杨老师脱产的只有那个男生)6。也就是说，在我进那个会议室的门之前，结果是定了的。

杨老师在我报考前，一开始说让我读在职的，后来说两种都报，意即总有在职的保底。我报考杨老师的博士后，并非是慎重考虑的。2010年7月份出书联繫了杨老师，纳入他主编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研究丛书”7。在请他和鲁克俭吃饭时，话赶话说到了博士后的事情。后来在11月份桂林开会时，我又说到到底报哪种类型时，杨还是坚持是在职的。我就有一点小不高兴了，觉得这人这麽不利索。我一直在想，读在职博士后，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多了一些约束。而我已经说了要报考人家的博士后，如果不报的话，岂不是把人得罪了，将来也没法再联繫了。那怎麽办呢?不是说脱产的名额少吗?不是招不了吗?那我就只报脱产的，招不了正好，又不用读了，还不得罪人。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况且，当时有几家别的单位的老师，主动说让我去他们那裡读博士后。

抱着来京玩两天，来编译局跺一脚认识认识衣俊卿是何方神圣，也让大家认识我一下的态度，参加了博士后面试。

我靠自己的实力被录取为脱产博士后。从此，我的噩梦也便开始了。

与衣的初识，给我留下了费解的谜，为什麽他要为难我呢?我以后要来这裡了，怎麽能改变他对我的“不良”印象9呢?带着些困惑，带着些委屈，我结束了这次北京之行。

二、进站前的交往

进站前的交往，主要指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一事上与衣的联繫。

4月份，马哲史年会即将在洛阳召开。我有点不想去了。在与姜海波打电话后，他说衣老师去。我就想，说不准可以修补一下面试时的小不愉快。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年会，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

16日早餐时，无意间看到衣俊卿。他吃完后从我身边走过，我很自然地起身与他打招呼，他认出我来了，说：“你来了啊!”早饭后回到房间，我给姜海波打电话问他衣老师的手机号。问到后，我给衣打电话，说自己想去给他送书。他说：“一会你到会场偷偷给我吧，这会儿我在改一个稿子。”

在开会前，他与吴晓明等人站在那裡聊天。我就过去把书送给他了。会后照相以及上午的会开完后，我们有过些目光的短暂交流。看来，这次洛阳并没有白来，他对我的印象应该是不错的。待了一天，我没有再参加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也没有参加考察，坐大巴匆匆赶回家，还有一大堆的课要上呢!

5月份的样子，具体哪天记不得了。我得知自己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的初审，兴奋地在电话中叫了起来。马上要上会了，材料在编译局李兴耕老师手裡。我给导师杨金海打电话请他帮忙打个招呼10，杨老师拒绝我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觉得杨老师很不近人情，现在想来，可能是他有自己的难处吧，兴许我让他说话的人是他的对立面呢!)。

儘管有其他的老师在帮忙，问题也不大。但我此时总觉得自己已经被录取为编译局的博士后，应该“求助”于衣。晚上，我给衣发信息，请他给李兴耕说说我的事情。第二天一早，衣说给韩庆祥说了，李未联繫上。其实，我已经给韩老师打过电话，韩老师和李兴耕在一组。在桂林，与韩老师以及他的夫人聊过，他有印象的。要知道衣是给韩说，我就不给他说了。让韩老师觉得我这人这麽事，好像不信任他似的。自衣给韩老师说过我后，韩老师就再没有就课题一事回复过我，可能直接给衣说了吧。

等到我得知自己会评也过了时，发信息给衣表示感谢。他发了一大段给我，说在此前韩已给他说过了。衣还在信中嘱咐我出去不要乱说，还说我素质不错将来能有较大发展，有什麽问题同他联繫，等等。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自己去洛阳跑一趟没有白费功夫，这不这件事情上他就帮我了，而且还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其实，即便不找衣，会评也能过的。但我想，这是我们交往的一个借口吧。

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博士后办公室董莹的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来北京吗，说转户口的事情需要我自己跑一趟。我说，刚好也有别的事情，我去一趟。

6月21日晚上，给衣发信息说自己来北京了，想去拜访他。发完信息后，手机在房间充电，我就去西单弄头髮了(发梢有些黄，怕给人印象不好，去染黑了)。两个小时后回来，发现他发了两条信息，说自己出差刚回来，明天办公室见。

第二天，6月22日，我一大早起来去西单，准备给他买个什麽贵重点的礼物，以表示感谢。商场开门都很晚，约的是下午2点见面。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好合适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买东西怕人家觉得有特殊含义。如领带、皮带等似乎有感情因素在裡边，我们还不熟。

我打电话问姜海波买什麽好，他说直接给钱比较好。那给多少呢?我一直犯愁。况且，课题的事情，还是有别的老师起了主要作用的(要不然我怎麽会知道自己过了初评呢)。想来想去，我就拿了一万的现金去了他办公室，先试试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紧张。只听得他说，来了后参加典藏的课题，出国方便，编译局人际关係複杂，要低调，等等。他还说：“以前我们拿课题，都是给10万，今年青年项目都是给15万了啊!”(要是现在的我，他说这个什麽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会，我根本什麽也听不出来)临走前，我拿着一个纸袋子(内装1万现金)给他放到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这是干什麽呢。我说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就走了。

户口的事情办了，衣老师也见了，我急匆匆买回家的火车票。没有买到卧铺，就直接买了张硬座，先上车再说吧!

6月23日，那天记忆深刻，是北京60年一遇的大暴雨。下午4点钟从宾馆出来，走了不到50米，天就下起来雨。情急中打了辆黑车去西站。雨越下越大，白昼如夜，车行驶在长安街上，一路堵。司机师傅就找小路绕，绕到哪裡堵在哪裡。车子在水中漂着，我的心也在漂着，司机本来要50元拉个近活儿赚个轻鬆钱，却没想到遇到暴雨，他情绪烦躁，嘟嘟囔囔说自己没有买涉水险。我默不作声，心中不仅对当天是否能赶上火车充满了担心，也对眼前这个陌生的黑车师傅有些害怕，虽然他看上去倒不像坏人;几乎看不清楚车窗外的景象，雨水铺天盖地而来，街上的路灯、车灯、雨幕溷沌一片，广播中也对暴雨及路况进行着实况播报，我觉得自己太淼小了，心中生髮出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感，对人生的隐隐的忧虑。

“漂”在暴雨中，心中无限感慨;与我同样经历2011大暴雨的人们，记录了那天的情境。等我回到家中，从网上看那天的北京时，才发现雨真的大的离谱。所幸在发车前，我跌跌撞撞赶上了火车，浑身湿透了，我给了司机100元，也耽误他时间了。本来没有买到卧铺票，上车后很好补票，有许多人因为这场雨而误了车。

写到此处，不得不说说前几天的61年一遇的大暴雨。2012年7月21日，那天中午与衣老师在文府大厨吃过饭，回来的路上下起来雨。但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我在宿舍，没有注意窗外的情形。

同样是暴雨，身处的位置不同，心理感受便也截然不同。

三、霞多丽：第一次吃饭

2011年7月进站，期间与衣老师发过几条信息。他总出差，约好一个周日见面。8月21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单独吃饭。他让我去西单大悦城等他。我纳闷了，大悦城也是包罗万象的，有吃有住有玩，我怎麽等呢?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来电话了，说在鄂尔多斯大厦旁边的半地下的霞多丽日本料理店，他在路边接我。我打车到了，远远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男人。

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麽把我的档桉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裡的一位老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緻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裡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不知是哪个字)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係，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局裡，等等。他还说，在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第一次吃饭，我是想判断他想要什麽?财还是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则。写到这裡，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次他说的“什麽样的女人没见过”。我那个时候，真是蠢得如猪。他摆明了就是要钱的，这也从我与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拿1万探探路，可见一斑。可是，我又鬱闷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些别的含义，对男人是否对我有好感我还是能作出判断的。

这次吃饭快结束时，他说办好这些(即调档桉过来编译局)也得两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他再请我吃饭。我说好。

喝的不少，我很兴奋，觉得自己是被上帝垂青了的女子。他帮我打上车，临上车前我晕晕乎乎说让他抱抱，他说这儿人多。回到宏英园住处后我兴奋地厉害，和衣而睡。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似乎有事业的、有感情的)。

那天刚好有在京高中同学的聚会。睡得差不多酒劲过去了，我起身出发去朝阳区参加聚会。那天自己真美啊，因为早上为了见衣老师，特地用捲髮器弄了头髮，又补了补妆，是挺迷人的。

见到了高中时代的同学们，他们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爱人的同学，我们俩同学、同桌、同年同月同日。挺多人不知道我来北京，前几年我在人大进修、读博，与大家联繫也不多。始终在心里有一个情结(别人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而我只是过客，不想与大家联繫)，而现在，我要来北京了，要开始美好生活了，我当然可以与同学们常聚聚。带着中午衣老师给予我的美好指向，我“自吹自擂”几句：这单位是中直机关，有房子。言语中好像我不是个博士后，而是已经调到了这裡工作，好像“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了。

霞多丽之后的第二天，是周一，我想杨老师可能事情多吧。我就等了一天，周二上午，我去找杨老师谈我的档桉问题。说了衣给说的意思，我一开始没有提起衣。后来见杨老师没有反应，我就说这是衣老师的意思。杨这个时候打电话把曹荣湘叫来，一起商量。在曹来之前，杨说：“这事就不要麻烦省里领导了。”我当时还不爽，杨老师怎麽一下子就把路给堵死了呢!

曹荣湘来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谈话，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本来我的目的是要请求把档桉调过来，可说着说着怎麽变成了把我转成在职的意思。为什麽会这样?衣说的办法到了杨老师这裡，完全就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我的眼泪快出来了。强忍住泪水，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只是进入编译局后的第一次尴尬，其馀的后面再叙。

回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觉得既然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调档桉，也即没有要调我来的意思，我又何必在这裡浪费时间呢?一气之下，我填了一份退站申请，让室友在她的打印机上打了2份出来。

第二天，我拿着这个申请去找了杨老师，说自己胃疼，身体不适，无法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申请退站。杨老师哼哼哈哈，说不要退，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之后我就回家了。退站未果。

四、第一次开房：互赠礼物

秋天到了，天气微凉，想着送衣老师一个礼物。在西单几个商场也没有看到合适的，专门打车到人民大学附近的双安商场。看好了一件墨绿色暗格的羊毛衬衣，模特穿着非常漂亮，我就买了。结果给他发信息说想拿给他时，他说要出国，马上集中，没有时间了。他国庆回来，紧接着就是假期。之后他又回了趟哈尔滨。

2011年10月14日，去太原开第六届国外马克思主义年会。衣老师也去了。晚饭后两个人一直在短讯，也有些很暧昧的，明显感到他希望和我有点什麽。会议名册上的房间号，他的是不对的。他告诉我在哪个房间，我在与他回复短讯的几分钟之中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明明有求于人，人家已经挺热情了，咱再不上套，可能不好。后来，我想豁出去了，就鼓起勇气敲了他的房门。聊天中，他说本来这次要介绍我与省内的相关领导认识的，看来也没有机会了。还说这裡(晋祠宾馆)是不是政府接待中心啊?离市裡远不远啊?我记得自己穿件枣红色的高龄薄毛衫，袖子是镂空的那种，我坐在沙发上，几乎把半个脸都要躲进高高的衣领中了。我很紧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表达什麽，而且感觉自己冒昧地跑到他房间也不妥，很尴尬，说了一会儿落荒而逃。

第二天在会上我看见他就装作看不见，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中间休息时，周凡说我们大家同衣老师合影留念吧。他示意我站在他旁边，我没有。一来，我个子没有那麽高，站到中间不好看;二来，我想起昨晚的事情心里就说不出的尴尬，觉得自己竟然送上门去，算什麽啊，在他那裡我根本不重要。想到这些，我根本不想离他近了，照相中也用一种自嘲的心态与表情来面对镜头。不过，这倒是我和他的唯一一张人数较少的合影了(其馀的都是大会合影)。

他第二天下午就先离会了，说是要回来给中央党校的一个省部级班上课。我在太原会后没有参加考察，直接回家待了几天。回京后，俩人约好见面。

10月23日，西西友谊开房见面，这是第一次开房。

有了我们之前比较频繁的短讯交流，我觉得衣老师是想与我有点什麽，可我又没有十分的把握。那天上午，我给衣老师短讯说我在西西友谊等他，那个楼上有不少饭店，他想吃什麽我先去定位子。(其实，此时我已经打了携程的电话，定了房间，但从我这裡走到酒店得差不多20分钟)。我出发了，等我到了酒店大堂，还没有去前台确认订房时，我收到了衣老师的信息。问我到了吗?我说到了，继续问他想去哪家吃。这个时候，他说有事情不能和我一起吃饭了。我差不多确定他想要什麽了。我说，我在酒店大堂，在办手续。他很快地回复说，好。就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马上就又有时间了。很明显的。

他到了，一进门我也没有觉得有什麽不妥，毕竟在太原那晚已经尴尬过一回了。我拿着买给他的那件衬衣，在他身上比量了一下，大小应该可以穿(可是，我却从来没见他穿过，可能是没有机会或者他不喜欢吧，平时上班都是西服、衬衫什麽的，那件有点花哨了，第一次买我也没有经验的)。他送给我一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和一对耳坠，是在出国考察时在免税店买的，深蓝色的，很漂亮。我也常常送老师们礼物，孝敬老师们，可从来没有人回赠我礼物。而衣老师竟然给我礼物，还是这麽女性的首饰。甭管什麽缘由，我都感到幸福极了!我跑去洗手间，对着镜子戴了半天也没有戴上，就叫他过来给我戴上。他说自己眼睛都花了。我没有接下去说。

我还拿着电脑，在改开题报告。我进站前将在站所需的各种表格都下载好了。开题前就提前填好了。就在那天，董莹打电话说我的表格与别人的不一样，需要重新填，我才不得不拿上电脑到酒店的。可能是后来挂出来的开题报告表格与我之前下载的不一样。(这一细节，他在之后几天开题中，竟然说出来。我们那一组，只有我一人是这样，他就问董莹是不是咱们有两种表格啊，咱们有的同学用的是另外一种呢!)

我带了点洗好的小西红柿，吃几颗，聊着。

那次，记得他说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有两次婚姻，两个女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一个飞扬跋扈，有什麽事情了闹得不行;后面一个，生气了就是不理人。

问我知道“洗衣粉”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局裡人都知道。(现在我知道了，就是喜欢衣俊卿的粉丝)

说他有个女学生在美国，也巧了，他一来北京，那个学生也来了。现在在美国。(我当时好像知道是朱丹，我平静地问他，很优秀吧?他说，应该是吧。)

衣老师还说，江洋也是刚评了副研究员的。说：“你这下进了国家队了。”

他坐在床边上，我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对着电脑;后来，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边上;有一个细节很清晰：我坐在沙发椅上，身子靠的比较低了，衬衫的扣子也开着2、3颗。儘管我没什麽可露的，但也有些春光。他手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大腿，隔着牛仔裤，我似乎没有感觉到他的情慾与温度。我没有回应。

他去了下洗手间。等回来时，我在对着床边的镜子照着。他说，女性就是喜欢自我欣赏啊。(我听了觉得不高兴，在他眼裡，我就是代表一个性别而已!我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女人，我可以不优秀、不漂亮、不吸引人，但一定是不可複製的，而不是众多的女人的抽象——女性)那天，我穿着白色收腰长衬衫、修身牛仔裤，米色风衣外套在房间里脱了。很乾净合体，不失为一个清秀的女人。太原会议前，专门做了个齐肩的韩式髮型，可是每次自己不太会打理，回家后将头髮接至及胸的长度，烫了卷。

要是现在，我就知道在他去洗手间的时刻，我鑽到被子里，一切就顺理成章，都不尴尬了。这样的话，也许开题后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当时，我不敢，儘管我心里想这个男人想的要命，可我有尊严。他从洗手间出来，我还是呆坐着，没有行动。

又不知聊了些什麽，他接到个电话，要走了。我也没有挽留。临出门前，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只是微笑着开门让他走了。

就这样走了，我心里没有多想什麽。

我当时的原则是：我幻想着这个男人，可以对他好，但不能做没有尊严的事情。

我和衣老师两次在房间独处，尤其是这次，竟然又相安无事。他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现在我已经知道答桉了。如果那天我主动些，开题后，我便不会被人找麻烦再次催问档桉。“档桉”，一度时间中，成了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四、“中宇门”：开题后的风波

10月27日，开题。可以一天都和他在一起，看着他，真幸福。关于开题后的风波及心理感受，将写给衣老师的邮件贴过来。

需要补充说明的再另写。

【衣老师，提笔先向您问好，愿一切安好，天天开心!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11月1号了，距27号开题其实才过去4天，但似乎已经有十多天了，时间过得太慢了。这会儿在临汾家中，坐在书房裡心平气和给您写封信。请您一定要耐心地看完。早有写封邮件的冲动，但我一直强迫自己找些事情来做，尽量让时间延后一些，再延后一些，好让我更接近一份平静，来回忆、来书写心情。这样子也许会更接近事情真相，少一份冲动中的猜忌与伤心。下面就想到哪裡写到哪裡吧。

先说说27号的事情。

早上到了会议室，见杨老师还没有来，而另外两位同门也还没有到，我就自己去杨老师办公室请他下来到会议室。(这个做得没有错吧，对他也是挺尊重的)开题会上，我一边看自己的材料，一边随时记录别的同学答辩中出现的问题或者对我有启发的材料以及老师们的建议与看法。我很少去注视你，因为在那个小环境中，不想在眼神中流露出什麽。27号上午的心情素描——一份宁静中舒缓的愉悦(看见了，满足了，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中午，吃饭中没有什麽特别的事情。哦，对了，与颜岩无意间说到两个事情：他问我现在与原单位到底脱离关係没有，我回答“脱离中”，他说起蓝江去了南京大学并重新建档的事情;后又知道我去年翻译的那十几万字的书稿与他现在做的翻译是一套书。饭后回宿舍一下子，补了补妆，我想让自己每一次出现在你面前时，都是我能够做到的最佳状态。

下午，继续专心地听与记，直到你喊到我的名字。该我陈述了。没有一点的紧张，原本就打算实事求是地说说自己的想法，开题不是表演赛，只是热身赛，老师们提的意见越多也便越有收穫。事实也的确如此!开题后，我的脑子裡已经有80%的书稿了，本身我对这些材料也是比较熟悉的。只是原来不知杨老师到底想要我怎样做，或者他要我做的“话语体系”的考证我没有思路。鲁、魏的建议都有直接指导作用，他们一句话我就明白了，省去我很多弯路。但在我这裡最“过分”(请允许我用这个词)的也最全面的要算你了。你要对全组的博士后把关，所以，会毫不留情地直面每个人的问题。而对于我，似乎是指导多于质疑，几乎没有质疑。你说着，我不停地用笔记着。说完了，记完了，其实提纲甚至全文都要出来了。说到阶段性成果、最终成果的问题，我解释是因为《费尔巴哈论》、《起源》、《反杜林论》等我现在手头就有现成的材料(也是在做社科基金课题的过程中积累的)。您就回过头去问柴，1版、2版中有无现成的资料等等。当杨老师提到让我做考证的时候，你立刻又回过头对杨老师说不要让我那麽做。我当时真的很感动!语言是情绪的直接表露，尤其是在即时交流中。杨老师是我的导师，但几乎没有说上什麽话，你几乎是一个人大包大揽地把我的问题就给说完了，该怎麽做也给说完了。我就是再笨也都知道怎麽做了。

写到这裡，回想起那个场景，心里暖暖的。我几乎不敢抬头直视你，因为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到我眼神中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只记得自己微低着头，红着脸，觉得脸发烫，嘴角要扬起笑容了，但不敢，于是左手在桌子底下，用大拇指的指甲盖掐着自己的食指，疼了，一直掐着，忍住了那份要从嘴角上扬起的幸福。那可能就是几分钟，多麽希望时间就此凝固啊，就像牛顿所讲的时间是条均匀流动的河流、空间是个可以随意取放东西的大箱子，我要祈祷上帝把我送回到那几分钟的时空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怎样的一种感动?这几天以来，无论我的心情波动到了哪个峰值，我都无法忘却那一刻的感受。在场的每一个人只要是心智健全，都能感受到你的态度与倾向性。太明显了!我自作多情了??不，不会的。结束后，秀敏还跟我说，数我的说的最多了。后来，到了最后一位陈述时，我仍然坐在你的对面。我也在拿笔记着，但几乎不进脑子了。可能思绪神游去了。下午的心情素描——飘在云端的幸福。

开题结束后，秀敏要请我吃饭(我们还挺投缘)，当时你的其他几个学生都在场。我坚持做东，其中有一份道不明白的原因(我暗自觉得自己与你很亲近，也许现在算是编外的学生吧)。开题了，该怎麽写心里有数了;已经向你表明非来局不可的心迹了，自己知道问题的解决只在迟早了;白色衣领下有两个晶莹剔透的水晶(深蓝与浅蓝的心)，带给我愉悦的能量。于是，就喝了点酒。期间，接到姚颖打来的电话，叫我去中宇饭店，说是有几个领导要过来敬酒。我毫不犹豫当时就想到了是你(事实证明，我多傻啊，根本不是)。

从西单出来，我还回了趟宿舍，换了身衣服，去了中宇饭店。在大厅里，曹荣湘的三个学生已在，广西师大的靳书君(也是杨老师的学生)一会也来了。我们几个一桌。我在那边已经吃过，酒也喝了不少，在这边就傻等着。等着“领导”来敬酒。姚颖不时过来说，领导们还得一会过来，客人还没有走。这期间，我还以为你也在中宇饭店，就给你发了条信息，希望你知道我在(要是知道你那天根本就不在，我就不会去中宇)。大家不咸不澹地聊着，中间杨、曹、胡、姚过来敬了一次酒。杨老师好像没有对我的开题作任何评价，也没用以往的那种客套的鼓励“好好做啊”，好像在曹说到杨老师“总招美女”时，杨老师说美女水平高啊。之后，我还在那裡傻坐着，靳书君要走，问我走不走。我还说坐一会，我死脑筋的还以为你还要来敬酒。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有哪些人在。

下面好戏要开场了：

曹和姚专门来我们桌聊天。大厅里，好像只剩下这一桌人了。除了他们俩，还有曹的三个学生(二男一女，此男生是脱产的)，再有我。曹一上桌，好像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衣局长说了让你开题后回去了吧?”或者是“衣局长说没说让你开题后回去?”(记不清了，好像是前一种)。我不明白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跟我提到我这个事情，我不明就裡。我好像什麽也没有说，也没有追问这个事情。就刚好叉开话题说到了另一组的一个事情。然后曹的学生好像有两个拿到博士后基金了，恭维曹说他选题准;曹说让这个男生要对师姐们好，要照顾师姐们包括我;曹说要完成好秘书长交办的事情，姚颖要照顾好我，姚颖说一定啊。好像还聊了几句什麽，不记得了。

接着，这个很清楚的，姚颖提醒曹“要照顾我们常艳美女啊”。于是，曹就打算好像要跟我说什麽了。我就坐到他旁边。说之前，我先敬他酒了，好像干了半杯的。他说“常艳，我可以帮你什麽吗?”我不明白，就说我进站以来承蒙他的关照(客套话)，谢谢啊之类的。然后，曹就说，“你啊，误会我和秘书长了。”接着，好像说，“有些事情(或者说说有些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是为了你好。要不然，到了明年，你档桉过不来，比较惨之类的。”问我，“到底来不来?”我说：“来啊，当然来了。要不我来编译局读脱产博士后干嘛呢?”然后问我现在职称到了什麽程度?我说副教授应该很快就有正式结果了，学位证、毕业证交到省里了，等着办证啥的，应该十一月初会有结果吧。说到这裡，以我的智商还能理解。接着他说，中央编译局也不是中央政治局。要两边努力。问我自己行不行?我说，怕是不行。(要是行，我早拿出档桉了，也不至于折腾到现在)然后他知道这个结果后，就说了一堆。说的啥我现在真记不得了。因为我当时就没有弄明白，觉得他在绕。我不喜欢绕弯子，自己性子比较直，头脑其实也比较简单。

于是，我就又喝了一些酒，脑子更晕了，甚至中间间或有几秒“短路”状态。我希望他不要绕弯子，直接说，绕来绕去我真的越发煳涂，不知他找我说半天目的是为了啥?但我再晕，也知道是有两个结果“调档桉来”、“转成在职”。接下来可能是在我的“直接、急切而无技巧”的追问以及他的“含煳的甚难出口”的默许中，那个“难产”的结果终于出炉了。我问他代表谁跟我说。他说“你想想我现在在哪裡”，在办公厅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现在还住在局裡安排的公寓吗?”我压根不明白是啥意思。他要撵我走吗?还是啥意思?我现在仍是一头雾水。我这个笨蛋(叫我笨蛋一点都不为过，真的真的很笨)在酒精的刺激下更加气愤。不就是这麽个结果吗?至于这麽大费周折地叫来一堆人见证我的窘境吗?(一开始，曹谈到来局的事、档桉的事，他的那两个女学生似乎是一种羡慕的眼神;后来，是一种困惑的、迷茫的表情;再后来，是一种无限的同情与怜悯)我一晚上傻傻地等，傻傻地盼，就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自己做出的一种错误判断，以为又要见到你。结果，是为了等来这样的一种“摊牌”。不知还说了些啥，但当时一切的信息给予我的大脑的信号就是曹代表你来跟我说，让我回去。

要崩溃了，简直要崩溃了!还想喝酒，但好像没有了。我抓起电话走出大厅，拨了你的号。2次，响了很久，无人接听。回到桌边穿好大衣，不想和这裡的人再多说一句话。觉得这是设了个局和我谈，专门谈的。好，我知道结果了，我服从。可是，从我的座位走到吧台也就是几米的距离吧，我控制不住自己，真的，不知哪裡来的勇气和力气，我拿起东西就摔了出去。那一刻，眼泪也不争气的出来了，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构建的“乌托邦”也轰然倒塌。气的不是结果本身，而是如果真如曹所暗示的是你来让他做说客，说服我回去，那麽，你对我的好就是假象。如果这个假象成立，那就更可怕。下午还生活在云端，晚上就到了地狱(那一刻我就觉得是地狱了，呵呵，太在乎了，在酒精的作用下，脑子实在是不好使啊)。晚上的心情素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

“宁静中舒缓的愉悦——飘在云端的幸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这便是27日的心情写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借用过来，如果爱一个女人，让她飘在云端吧，如果恨一个女人，让她直接跌落到谷底吧，不给一丝一毫的缓冲机会。这份“落差”的杀伤力真的很强大，足以瞬间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我现在能够平心静气来描述，说明我“发疯”后已经冷静，能理智面对一切，客观剖析自己。

来讨论一下我自己“构造”的关于你的“乌托邦”(也许此处会产生歧义，会让你觉得还有关于其他人的“乌托邦”。其他的不需要我构造，或者换个说法，我常常成为别人的“乌托邦”，我装傻就是了，没什麽的)。这份情愫我心里之前一直是有的，但你没有责任吗?你对我至少是有回应的。如，我那次酒后让你抱抱，你说“这儿人多”，你的这个回答本身就很可笑，恰恰是在那种突髮状况下你的应激反应是最真实的。你为什麽不一下子断了我的念想?在太原，晚上，两个人短讯不断，你也有些游走在边缘的话“真有意思，在这裡我们比在北京还离得近”。上次见面，我多想多想留住你，但我没有。你走肯定是有事情，我听话就是了。你走了以后，我傻傻的、幸福的一个人待到第二天。在那个私密的空间中，你我都明白，只是彼此多了一份郑重罢了，让过程长些，美好些。我不信，也不愿意说服自己相信，你会随便送女人首饰。也许你认为这是人与人交往中的正常的礼节性的表示，或者就是哄小孩的，不代表什麽。若如此，那我就认了，无语了，算我自作多情了。说这些，是要你知道，我是经不住你这样的男人如此对我“好”(在我看来，已经算是对我好了)的，我没有抵抗力的。我觉得自己也挺优秀的，无论是善意的喜欢还是别的什麽，我不缺少来自男人给予我的自信。

多麽希望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中宇饭店，多麽希望我的记忆就停留在那天下午。多麽希望曹是酒后乱说，没有表达清楚，我也没有理解清楚。多麽希望事情就是很简单，没有那麽多的複杂。

如果我在山西是正你要的结果，那我也就释然了。我也记着你那几天在信息中总说要我开心点，嗯，如果这样你开心，我一定也会让自己开心起来......】

以上是我写给衣老师的邮件。

补充：

邮件中没有给衣老师说，其实那晚我被姚颖和谢来辉送回宿舍后，我强烈要求他们离开，并保证自己没事。然后就爬上了窗户。张萌萌住的那间，外面是大阳台。我就跑到阳台上，骑上了窗户。儘管有酒精的作用，可我还是不忍心离开这个世界。我脑子裡是父母双亲怎样供我上大学，我的孩子是多麽可爱;如果我一下去，明天家人必定就赶到了，可任何人不会为此承担责任的，“酒后失足跌落”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了。望着楼下，似乎有人在下面，但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疯子”要干嘛。世界每天都不缺少新闻，我无须再添一条。我竭力说服了自己已经被酒精与愤怒充斥的思维，下了窗。

直至现在我也无法真正原谅衣老师和杨老师的是，他们27日晚上谁都没有接我的电话，第二天也没有任何人接我电话，回我电话。衣不知道在中宇发生的事情，而杨老师是知道了的(姚颖当天晚上就给他打电话说了，而且提到我情绪不好)。

第二天，也即10月28日，杨和衣在编译出版社参加乔迁之喜庆祝会。而我，却在不足12平米的屋子裡费心思量，泪流满面。脑子一片溷沌，到底是杨还是衣，他们要撵我走?

要是现在，我也不会伤心难过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了是谁在背后做推手或操盘手，目的是什麽我也清楚。总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才变得头脑清晰。或者说，是有男性朋友一语道破天机吧!女性的思维与男性确实不同，所以我总是不知道衣老师他到底想干什麽。现在想来，我早一点乖乖地脱掉自己的衣服，或者金钱拱手送上，就不会动不动被人找麻烦了。

之后2、3天便回到家裡了，给衣老师写了上面的那封邮件。

那个时候，我不知是谁让曹荣湘跟我说那番话，是衣还是杨?现在，有了基本的判断。是衣。因为，有后来的几件事情作陪衬，就好理解了。

在家裡待了一段后，我回到北京。回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给杨老师赔礼道歉，说给他添麻烦了。他说，你的事情我来解决，本来就是领导的事情嘛。

我还是陷自己于拿出档桉的漩涡中不可自拔，我也下定决心要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自己需要付出些才行。没有与家裡人商量(因为家裡人一直也不怎麽支持我想调到北京的想法，不过，现在他们也默许了，在看到我为此而折磨自己或者被折磨的情况下)，我自己借了点，再加上从课题费中报的钱，又透支了几千现金，凑够了5万元(家裡条件还算好，我从来没有缺过钱花，平时花销没有了就问老公要，从来没有攒过私房钱，所以到用时竟然也不方便)，准备送给衣老师。

11月21日，我好像没有提前和衣联繫，自己去大悦城定了房间。给他发信息在大悦城哪个房间等他，说别多想，等等。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我想看来今天没有希望了。我就去退房，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等我走回宏英园住处时，衣的短讯来了，说自己在参加活动，会见保加利亚的客人。我说已经退房了，走得脚疼。一个人那天下午先是在银行取现，又背着个包包在寒风中走来走去。在大悦城逛过商场，吃过饭，但搞不清楚宾馆在哪裡，竟然摸到了健身中心去。

五、身体真正在一起了

我当然没有给衣老师说我去大悦城等他是给他送钱。不知他猜到没有。

12月1日，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中心成立大会召开。一个多月没有见了。他那天，在讲话时，声音很苍老，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姜海波还说，衣老师这是怎麽了，平时不这样啊。后来，我知道他是那一段血压有点高。

忘了是俩人谁先约的谁，说见面。我说我要去海南，他说那海南回来见面。12月8日——9日，中国哲学论坛大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在海南期间，我给他发信息，说说见闻。去海南前，我把那几万块钱给存了，回京后又取出来。

从海南回来后，12月11日，我们约好见面。我问他是去饭店还是茶馆(我这麽问他，他应该明白什麽意思的，这两个地方多中性或者讲不带暧昧色彩啊!)，他说还是像上次(西西友谊互赠礼物那次)一样，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我就又通过携程定了西西友谊的房间。

中午，他带着一些寿司、清酒什麽的如约而至。我吃得很少，喝得很急，心里想今天一定要把自己给灌醉了才好。不醉就什麽也做不出来。他边吃边说，话很多。杂七杂八的说了一些，如：

去日本期间，他是不乱来的，如吃饭时可以摸日本姑娘的手，他不摸;清酒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修刚送给他的;黑大的某某校长喝了酒见了男的都要搂;说某某人吃饭中间，就从兜里掏出避孕套来了，等等。这次，他显然是直奔主题来的。上次我们俩就是因为彼此都太矜持了，所以才以礼相待，直到出门。

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裡。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裡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局裡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檯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说这是干什麽，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麽，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他走以后，清酒的后劲好像上来了，头疼的厉害，我就睡到了8点多，然后退房回到宿舍。

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2011年12月11日。

时间到了临近农曆新年的时候，快要回家了，又见了一次，这是第2次爱爱。2012年1月14日(农曆腊月二十一)，衣老师家附近，洪城铭豪商务酒店。他开的房间，拿了黑啤、香肠等。网上写的他的生日是1月15日(他给我说真实的生日不是那天，是父亲记错了)，我给他买了一个boss的香水。

这次在一起有一个细节。他说见面，我发信息说自己“那个了”(来例假了)，见不见的由他定吧。他说让我别着急出门，等一会再出来。我也不知什麽原因。后来见面后，他拿给我一个施华洛世奇的情侣摆件(两隻卿卿我我的小鸟儿在一起)，看购物单的时间是当天买的。

写到这裡，我心里一阵感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会有这些举动，我一点不觉得他矫情。这说明他有浪漫的心境，有爱的能力。

遗憾的是，我来例假了，做爱后出血了。我将浴巾摺叠后铺在身下，有些血迹。事后，他拿着浴巾去洗脸池裡洗。我见状，马上跑过去抢了过来，哪能让他这麽个大男人干这种事情呢!

之后，他搂着我睡着了，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我在侧面打量着这个男人，心里想侧面没有正面好看。我睡不着，一阵乱动，竟然把他给弄醒了。

他是个敏感的人。有两件小事为例：

他说自己最近有一篇文章在《求是》发了。我就不开眼地说：“我们学校在《求是》发一篇奖6万(我当时说错了，是3万)，《哲学研究》发一篇奖2万，等等。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感受。他说这个事情是要给我“显摆”自己的身份，《求是》是给省部级大员发政论性文章的党刊!而我，充满了“铜臭”，口口声声“我们学校”、“我们校长”。还无比体恤地说：“校长也不容易，他这麽做(大手笔奖励科研)也是为了学校的发展”。(我现在知道，我基本不能在衣老师跟前提校长，尤其是说好的。一说紧接着就会有小变故，已经好几次了。)

那天见面惹他不高兴的第二件事情是，临走前，他夸我戴着个灰色的毛线帽儿好看。我就又对镜自我欣赏一番。他说：“我也没有帽子。”我脱口而出：“你不用戴!”我心里的意思是说，像他这种不够老的戴着帽子显老(我们时常看到的都是退休后的老头儿才带个书记帽或瓜皮帽)，戴休闲的又和平时的衣服不搭，况且他进出有车，也挨不着冻的。

我看他有点不高兴了。虽是小事，他可能觉得我不够体贴他吧。唉，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老男人是要哄的，有时和孩子差不多。

在“卧谈会”上，我信誓旦旦给他讲，说自己下个学期不上课，要给单位的人们一个“信号”即我走了(在山西师大，有过不少这种先走人，既成事实后再办手续的事情)，然后在编译局安安心心做学问。我以为，在临别前，我的心意表达得够明确。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我很担心自己在床上的表现让他不够满意。从头至尾，我都太在乎他了。

后来从邮箱里翻出来一个圣诞节前夕写给他的邮件：

2011年12月24日20:22发:

平安夜这个西方特殊的节日，在宗教意义上浸润着Bethlehem马厩的融融暖意，在浪漫的诗人眼裡充盈着朗朗诗情，在我安静守候的心里只有默默的祝福……平安是福，为亲爱的衣老师祈祷，幸福快乐每一天!swallow

六、情人节当天“被离开”

一个春节过得也很快，期间发过几个信息，知道他在黑龙江老家过年。我想多陪陪家裡人，准备过了元宵节再来京。从网上订票，刚好订到了2月9日的，我给衣老师说了行程。某一天，他又发信息问我是哪天到，我如实说了。

2月10日上午，K604,6:30到站，打车到宿舍后也就7点多的样子。衣老师发来信息问我在哪裡，我说刚回到宿舍，收拾收拾卫生，吃点东西。他告诉我说局裡有重要活动，第二天见面。我也没有问是啥活动(我有个习惯，一般他愿意说到哪裡我就听到哪裡，不会多问，尤其是事关单位大事的)。

到了上午10点来锺，我在宿舍也收拾完了，想着去董莹那裡拿信(马哲史学会给我寄的理事表格)，到了局门口发现有几辆中巴车，门卫不让我进。我说不就是有重要活动吗，我去1号楼4层。一个负责人出来说，中午过后再来吧。我就转身去旁边的衚衕里买菜，奇怪，卖菜的摊位全都关着。我这个时候突然明白衣老师给我说局裡有重要活动的意思了，我猜想是李changchun来了(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

后来，衣给我说，请李changchun来也是在不久前的一次茶话会上才定下来的。没有几人知道。是啊，我当然更不知道了!我刚好10号回来纯属偶然。

2012年2月11日，洪城铭豪商务酒店，8503，这是我们第3次在一起。我说老地方见，衣以为我在西西就先去了西西，后打电话问清楚了又来洪城铭豪。我说的老地方是延续上次我们的见面。不过，西西友谊确实比洪城铭豪要“老”啊。

头一天精神高度紧张，第二天放鬆下来了。他这次显然是兴奋异常。跟我大谈自己的理想，下一步的设想。哪几个大部比较适合他之类的，给我讲文化部部长蔡wu是他北大师兄，教育部也适合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我听着他讲，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在我的心里，他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再上半格(到正部)是理所应当的，不然的话窝在这小小的编译局就太亏了。

衣老师给我讲，原来是打算让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的，但突出不出来，所以来编译局。虽说是个副部级单位，但是一把手。

我多麽希望他能起来啊，不为别的，就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男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很少有人能走到他今天这个位置的。他那天说话的嗓门很大，我忍不住要捂他的嘴，毕竟是在宾馆，小心门外都能听见。

我说：“你差啥啊，要才有才，要形象有形象!”他说：“差常委里有一个给自己说话的呗!那谁谁(我不太知道那人，所以没记住)不就是有个人说话，就起来了嘛!”“下一步，就看云山进常委的话，就好办些。他比较了解我。”他说，团口的、公社干部咱比不了，但总归是需要些有才华的人吧!习**、李 yuanchao对我的印象还挺好!听着他侃侃而谈，我打内心深处祝福着，为这个优秀的男人祈祷着。

可能这次的谈话与以往不同，有点政治的味道。我退房后2点左右去霞多丽吃午饭。饭中，他发给我一条关于王lijun事件的段子：【王氏列传】红朝六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夺总兵衔赴闲职，心怀怨愤，进言朝廷，弹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缉拿。王氏仓皇出逃蜀中，一时朝野震动，举国哗然。王乃秘投美洋会馆，欲寻庇护。后锦衣卫围会馆，美酋惧，不敢纳，令会馆逐之。王被逮，仰天长叹曰：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王lijun事件的新闻，看了这条信息大概明白什麽意思。他谈到薄xilai的做法，我说：“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一扭头看到了他恶狠狠的眼神对着我，从未见到过他如此的神情。他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这个话音落了，他也觉得似乎有歧义，我也感觉听着彆扭。气氛突然就尴尬了。

这次的午饭，谈的很沉重。他要了松子酒，我不想喝，一是觉得话题沉重，二是觉得和他不是陌生人，不需要不想喝硬陪着喝。结果，他就一个人喝着，也无趣，好像喝闷酒似的。我现在想来，自己也不会讨男人欢心的。

我还给他说到我爱人的家裡有些政治背景，当年我老公的姥爷也算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与赵ziyang关係不错，等等。他说政治複杂。我说不懂。他说，不懂就远离。期间，他还谈到俞可平，说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麽。那天，在床上时我还说要等开春后去五台山给他烧香拜佛，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适去，还说普陀山的菩萨也很灵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我说过几天即2月14日(周二)与聂锦芳约好了去北大谈书稿。还提到我正在做的翻译，需要对一些注释进行些校对、修订，很烦人。他这个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因为不懂历史从而在注释中犯错误引起笑话的事情。他总是谈到什麽都引经据典，文采斐然，让人觉得满腹经纶。

总之，这次的谈话充满了政治色彩，令我有些不安。他为什麽总提俞可平，这与我有什麽关係呢?(这与几天后聂与我谈话中提到的事情是连续的思路，这也是我咬住聂是受他指使的理由。)

2月14日，人们津津乐道的情人节，我竟然去北大与聂锦芳谈书稿事宜(聂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师叔，我与他爱人也相识)。他的一个课题，其中关于恩格斯的那一章让我写。

从2月10日回京，到14日，几天的功夫，我接到的几个电话或者面谈，都是很有意思或者说很集中的话题。

我认为姜、颜、聂都是托儿(此处，我用的是“认为”，表明这是自己的主观猜测)但到底是不是主观猜测，最后总会水落石出的!

关于姜海波。2月10日，李changchun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参观那天。上午我在宿舍收拾卫生。这个时候，接到了姜海波的电话。问我，你在哪儿呢?我说在北京。他说，衣老师在局裡吗?我说不知道啊，应该在吧。(其实，衣那天就在局裡，我知道的。他一大早给我信息说局裡有重要活动)姜海波说：“怎麽又去北京了呢?有啥事吗?”我说：“没啥啊，有点自己的事情，办完了就走。”姜问我：“你不是要调编译局吗?办得咋样了?”我说：“啊，啥啊，我怎麽不知道呢?”他说：“你怎麽装煳涂呢?”

我没做声。(其实，我就是装煳涂)姜还问我，年前见衣老师了吗?我说没见啊。(其实，是见了的，但不想给他说太多)

关于颜岩。我与衣老师是2月11日见面的。就当天下午，颜岩打来电话。说起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写我名字的事。然后说你在北京忙不忙啊，有什麽任务没有。我说不忙，也没有什麽事情。他说，过一段要在他们学校开个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武汉)，问我知道不?我说不知道啊，我消息很闭塞的。他说，怎麽也比他灵通啊，起码可以多见老师啊(这裡也许是特指衣老师)。我说，也不多见。然后聊了聊翻译的事情。颜岩是否衣的说客，倒是不明显的，他可能就是凑巧打电话给我而已，这个按下不表。

最明显都要数聂锦芳了。回北京第一天，便收到他的信息，让我2月14号去北大找他谈书稿的事情。进他办公室，我本来准备说过年好的，但没有来得及。他第一句话就是，怎麽又来北京了呢?(我晕，谁说过我不能来呢?我读的是脱产博士后，按理就应该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