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姨父曾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一家钢厂的技术科，若干年后升至科长，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其间姨父研究出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并取得国家专利，但这项专利技术最终没有得到应用，我猜想这可能是姨父这一辈子为数不多的憾事之一吧。
在我印象中，姨父总是坐在那里，右手拇指和食指间永远捏着一支燃着的烟，在青色的烟雾中眯着眼若有所思，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姨父对烟并不讲究，任何牌子都可，有时也动手用纸卷了烟丝来抽。只是有一样，他的烟必定是不带过滤嘴的。姨父一旦点起一支烟，燃到快捏不住时，就把烟从右手换到左手，仍是二指捏了，腾出右手向烟盒中再摸出一支，往茶几上墩了，倒转过来，和第一支烟续上，两支变一支，如此便省了掐灭烟头再拿一支划火柴点上的麻烦。一个回合下来，姨父烟盒里的烟少了五六根，但烟头只有一个。他还有本事把烟灰留得长长的。有半支烟长短的烟灰，稳稳地向空气中不断探出去，探出去，直到姨父将它在烟灰缸的边沿蹭掉。
父亲常常和姨父坐在一起喝酒。姨父好酒，却从不贪杯，而且一杯酒下肚，就不再是那个在烟雾缭绕中沉思的人。他变得风趣幽默，笑话一个接一个，把我们笑到肚子疼。那时我们百听不厌的是一个不太会讲汉话的蒙古人的故事，说这人进城买熨斗，却不知熨斗用汉话怎么说，情急之下只好用蹩脚的汉话向售货员描述他要买的物件。只见姨父直着嗓子，用蒙古话的语调学道：“铁打地，火烧地，象你妈的小脚脚，出溜出溜地！”话还没说完，我们已经笑成一团，姨父却并不笑，转而向盘中夹一片酱牛肉来细细地嚼。
姨父是蒙古族人，蒙语是他的母语。除汉语外，他通俄语，对满文也略有研究。听我母亲说，姨父还精通音律，并且小号吹得极好。好到什么程度，我却并不知道。姨父顶着一头钢丝般根根直立的头发，黑红脸膛，浓眉大眼，没有一丝文艺青年的气质，而且我在姨姨家长住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有小号，也从没有亲耳听过他演奏，因此对母亲说的话很是怀疑。
我小的时候，家里出了变故，全家不得已曾在姨姨家借住了近一年。姨姨家并不宽敞，我们搬过去后，占了姨姨的学校分给她的两间筒子楼中的一间，两家合一处开伙吃饭。据我父母说两家大人从未红过脸。我那时懵懂无知，整天只知道与表姐表弟们疯跑着玩，并没有觉得住在姨姨家与住在自己家有什么不同。长大后略懂了些人情世故，才体会到姨姨和姨父为人之可贵。
我上大学时，姨父忽然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见面时曾试着与我讨论一些哲学问题。至于讨论过什么，到如今我记忆中剩下的只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初时我感到很新奇，也愿意和他讨论，但终归年轻浮躁，不能静心钻研，到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姨父在讲，而我变成了只带着耳朵的听众。于是我们之间的对话渐渐无疾而终。
姨父退休后，愈发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常常波澜不惊，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我每去看他，问他可安好，姨父总是和蔼地说，好，好。然后点上一支烟，眯上眼，又沉浸在他自己的思绪里，并不多言。我静静地陪他坐一坐，再起身去厨房陪姨姨说一会话。姨姨是大学教授，却有一手好厨艺，每次我去她必定要下厨给我做几个好菜。我后来对烹饪产生的兴趣多半来自于她的影响。这是闲话，且按下不表。
有段时间表弟留学不顺利，需要有一笔存款证明他家里的经济能力，才可成行。姨姨和姨父本不富裕，又供了三个大学生，已倾尽全部财力，一时间凑不到那个数目。我正好已经工作了几年，攒了一点钱，听说此事就把全部积蓄都汇了过去。
表弟拿到签证那天，姨父亲自到我租住的小屋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见了面，姨父只是简单地告诉我签证办妥了，我听了自然很欢喜。又说了一会话，姨父兴致渐渐高了起来。他双眼半合，头微微晃着，右手在沙发上打着拍子，先唱了一段蒙古长调，然后是二人转，最后又是一段河套梆子。唱完，姨父问我：“听出这三段曲调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了么？你听，这里。。。。” 倚在客厅门框上，我一脚里一脚外，忘了我是要去烧水沏茶。我又看到了自小就熟悉的姨父的样子。
姨父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在加拿大自己的家里，正踩着椅子安窗帘。先是整个人木掉了，随后不知怎么就坐在了椅子上。枯坐了许久，一个念头渐渐变得无比清晰，姨父从此是真的再也见不到了。后来听表姐说，姨父去世前信了耶稣，走的时候很平静。我想了很久，姨父是否因为在哲学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才转而信教的呢？我永远没有机会问他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在我印象中，姨父总是坐在那里，右手拇指和食指间永远捏着一支燃着的烟，在青色的烟雾中眯着眼若有所思，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姨父对烟并不讲究，任何牌子都可，有时也动手用纸卷了烟丝来抽。只是有一样，他的烟必定是不带过滤嘴的。姨父一旦点起一支烟，燃到快捏不住时，就把烟从右手换到左手，仍是二指捏了，腾出右手向烟盒中再摸出一支，往茶几上墩了，倒转过来，和第一支烟续上，两支变一支，如此便省了掐灭烟头再拿一支划火柴点上的麻烦。一个回合下来，姨父烟盒里的烟少了五六根，但烟头只有一个。他还有本事把烟灰留得长长的。有半支烟长短的烟灰，稳稳地向空气中不断探出去，探出去，直到姨父将它在烟灰缸的边沿蹭掉。
父亲常常和姨父坐在一起喝酒。姨父好酒，却从不贪杯，而且一杯酒下肚，就不再是那个在烟雾缭绕中沉思的人。他变得风趣幽默，笑话一个接一个，把我们笑到肚子疼。那时我们百听不厌的是一个不太会讲汉话的蒙古人的故事，说这人进城买熨斗，却不知熨斗用汉话怎么说，情急之下只好用蹩脚的汉话向售货员描述他要买的物件。只见姨父直着嗓子，用蒙古话的语调学道：“铁打地，火烧地，象你妈的小脚脚，出溜出溜地！”话还没说完，我们已经笑成一团，姨父却并不笑，转而向盘中夹一片酱牛肉来细细地嚼。
姨父是蒙古族人，蒙语是他的母语。除汉语外，他通俄语，对满文也略有研究。听我母亲说，姨父还精通音律，并且小号吹得极好。好到什么程度，我却并不知道。姨父顶着一头钢丝般根根直立的头发，黑红脸膛，浓眉大眼，没有一丝文艺青年的气质，而且我在姨姨家长住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有小号，也从没有亲耳听过他演奏，因此对母亲说的话很是怀疑。
我小的时候，家里出了变故，全家不得已曾在姨姨家借住了近一年。姨姨家并不宽敞，我们搬过去后，占了姨姨的学校分给她的两间筒子楼中的一间，两家合一处开伙吃饭。据我父母说两家大人从未红过脸。我那时懵懂无知，整天只知道与表姐表弟们疯跑着玩，并没有觉得住在姨姨家与住在自己家有什么不同。长大后略懂了些人情世故，才体会到姨姨和姨父为人之可贵。
我上大学时，姨父忽然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见面时曾试着与我讨论一些哲学问题。至于讨论过什么，到如今我记忆中剩下的只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初时我感到很新奇，也愿意和他讨论，但终归年轻浮躁，不能静心钻研，到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姨父在讲，而我变成了只带着耳朵的听众。于是我们之间的对话渐渐无疾而终。
姨父退休后，愈发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常常波澜不惊，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我每去看他，问他可安好，姨父总是和蔼地说，好，好。然后点上一支烟，眯上眼，又沉浸在他自己的思绪里，并不多言。我静静地陪他坐一坐，再起身去厨房陪姨姨说一会话。姨姨是大学教授，却有一手好厨艺，每次我去她必定要下厨给我做几个好菜。我后来对烹饪产生的兴趣多半来自于她的影响。这是闲话，且按下不表。
有段时间表弟留学不顺利，需要有一笔存款证明他家里的经济能力，才可成行。姨姨和姨父本不富裕，又供了三个大学生，已倾尽全部财力，一时间凑不到那个数目。我正好已经工作了几年，攒了一点钱，听说此事就把全部积蓄都汇了过去。
表弟拿到签证那天，姨父亲自到我租住的小屋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见了面，姨父只是简单地告诉我签证办妥了，我听了自然很欢喜。又说了一会话，姨父兴致渐渐高了起来。他双眼半合，头微微晃着，右手在沙发上打着拍子，先唱了一段蒙古长调，然后是二人转，最后又是一段河套梆子。唱完，姨父问我：“听出这三段曲调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了么？你听，这里。。。。” 倚在客厅门框上，我一脚里一脚外，忘了我是要去烧水沏茶。我又看到了自小就熟悉的姨父的样子。
姨父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在加拿大自己的家里，正踩着椅子安窗帘。先是整个人木掉了，随后不知怎么就坐在了椅子上。枯坐了许久，一个念头渐渐变得无比清晰，姨父从此是真的再也见不到了。后来听表姐说，姨父去世前信了耶稣，走的时候很平静。我想了很久，姨父是否因为在哲学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才转而信教的呢？我永远没有机会问他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