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續前）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chinesenewsnet.com)

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盡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後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台獨。(chinesenewsnet.com)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擔了主要戰場，共產黨軍隊僅是敵後打打游擊）。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chinesenewsnet.com)

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量﹕(chinesenewsnet.com)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瞭解，深知如果不鏟除紅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chinesenewsnet.com)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於有了眉目，他怎麼讓它功虧一簣呢。(chinesenewsnet.com)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chinesenewsnet.com)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變前一年，蔣介石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chinesenewsnet.com)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918”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佔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聯”（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chinesenewsnet.com)

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佔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chinesenewsnet.com)

但胡適的見解不僅無法成為主流聲音，而且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胡適和汪精衛的本質不同是，一旦所有謀和手段失敗，日本進攻全中國，胡適則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至最後一寸土，最後一個人。這也是後來他為什麼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蔣介石的幾次懇請後同意到美國做“中國大使”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因之一。(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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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續前）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chinesenewsnet.com)

熱河失守後，全國輿論沸騰，責罵政府無能、不抗日。據大陸作家王朝柱的《張學良和蔣介石》一書（台灣國際村文庫書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張學良秘書王卓然當年的日記，熱河失守後，蔣介石曾和張學良密談，蔣說，現在全國群情沸騰，我們兩人（指蔣張）同乘一條小船，現在風浪太大，必須下去一人，否則船沉；將來局勢平穩，下船的人再上來。張學良表示﹕“我身體不好，精神萎靡，東北失守……這次熱河失守，我更是責無旁貸。願引咎辭職。”隨後張學良下野，去歐洲“考察”。(chinesenewsnet.com)

從此張學良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曾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打死。據1996年6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刊》發表的劉永路整理張學思檔案發現的材料，918後張學思的內衣曾被同學用墨汁涂寫“不抵抗將軍之弟”，張學思感到羞辱難忍，闖進張學良所在的北平順承王府，拿著那件內衣，面責大哥為什麼不抗日。本來是張、蔣的共識——為避免擴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後責任落在張學良一個人身上。張學良的痛苦、壓力可想而知。(chinesenewsnet.com)

但在這種情況下，從歐洲考察回來後，張學良不僅沒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負責攻打紅軍。張學良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污名，現在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的兩個師被殲滅。蔣介石不但不給兵員補充，還把兩個師的建制取消了。這使張學良疑心，蔣可能在一箭雙雕﹕剿匪成功，紅軍被消滅；不成功的話，東北軍被削弱，而蔣的中央軍則保全實力，因此更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抵觸。(chinesenewsnet.com)

張學良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而且他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後來看到蔣的日記醒悟，說明原來他並不瞭解蔣不僅要抗日，有周密國防計劃，而且還要重用他）。(chinesenewsnet.com)

除此之外，張學良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蔣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不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與蔣分庭抗禮。(chinesenewsnet.com)

事變之後張向蔣提出的條件，不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還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張學良所以提出這樣的條款，是因為他在共產黨人周恩來等秘密接觸談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據大陸新公佈的史料，張學良在首次和周恩來密談時，就給了“見面禮”兩萬大洋和20萬法幣，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間的規矩做的，顯示張學良對共產黨的性質根本缺乏瞭解，他把紅軍當成西北軍一樣的地方武裝；而周恩來對張學良彬彬有禮，一口一個“張將軍”地推崇，也使張學良產生紅軍和西北軍都要推舉他為“西北王”的幻想。(chinesenewsnet.com)

張學良當時已經看到回東北無望，因此聯合紅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蘇聯和斯大林的軍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據和稱王。當時東北軍有近20萬部隊，西北軍3萬人，再加上經過長征剩下的2萬紅軍，這支25萬人的“西北聯軍”是蔣介石難以對付的。因此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大學中國歷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給西安的“西安事變60週年研討會”論文中就置疑說，“張學良事先真的仍準備一旦蔣答應終止內戰一同抗日就會將蔣釋放？從今日的資料來看，當時的計劃是在組織西北聯軍，發動西北大聯合，籌劃西北抗日聯合政府。”(chinesenewsnet.com)

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而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全世界哪有這麼個軍事升級法的）。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在紐約見到張學良聚談那次，他描述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漏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平，這麼大的軍權，又加上這樣的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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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chinesenewsnet.com)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chinesenewsnet.com)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chinesenewsnet.com)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么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chinesenewsnet.com)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chinesenewsnet.com)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chinesenewsnet.com)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chinesenewsnet.com)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chinesenewsnet.com)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chinesenewsnet.com)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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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续前）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chinesenewsnet.com)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chinesenewsnet.com)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么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chinesenewsnet.com)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家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6年12月29日）(chinesenewsnet.com)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chinesenewsnet.com)

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chinesenewsnet.com)

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chinesenewsnet.com)

毛泽东们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于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后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chinesenewsnet.com)

在纽约那次聚谈时，当提到周恩来，张学良仍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是“小土匪头”，别人怎么说，他就随著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于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chinesenewsnet.com)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chinesenewsnet.com)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不满生疑。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后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chinesenewsnet.com)

而且蒋介石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后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让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头承诺（没有文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宁可大事被误。在他明确认定共产党是“匪”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称赞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说张学良是“二百五”，那么蒋介石这种刚愎自用、同样“大事糊涂”就是“二百六”，这样的正、副司令主导下的国民党怎么可能不丢失大陆？(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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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续前）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chinesenewsnet.com)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chinesenewsnet.com)

但蒋介石为人诟病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chinesenewsnet.com)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力量；而在去了台湾之后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战台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chinesenewsnet.com)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后，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后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后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共产党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么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chinesenewsnet.com)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接著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北京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大陆看看。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透露说，他在台湾的一个侄女去大陆，曾见到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吕正操，吕捎话邀请张学良回大陆探亲访友。吕曾担任中共将领和铁道部长，文革中，吕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被打成“东北帮”首领关在一起。吕对张学良的侄女说，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么都交待，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但张学思拒不认罪，反而高呼冤枉，结果遭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后因斥骂红卫兵被活活打死。(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还透露说，在北京办亚运会时，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后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的侄女，并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大陆看看，他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在透露这些内情后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因此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号是“闲云野鹤”。(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的老同学吕正操后来还专程飞来纽约，面劝张学良回大陆，但张仍是至死也没有回去他曾说过“想极了”的家乡，而死在海外。(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为什么选择不回去？从纽约聚谈的印象，以及张学良的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后悔之意。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幸存最后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陆，共产党当他的面捧他为“大功臣”，他会很尴尬；但如果他真实道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这可能就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回大陆的真实心理。但中国人的事情，什么时候会没有政治纠缠呢？(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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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续前）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张学良这个人，大陆把他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最后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产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蒋介石的刚愎自用，独裁本性，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chinesenewsnet.com)

但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chinesenewsnet.com)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是“假英雄”(chinesenewsnet.com)

当然，以张学良的学识和认知能力，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产党后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制的政权，不要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么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产党了吗？(chinesenewsnet.com)

关键的是今天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对当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幸存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责任的认识。虽然不能说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就是由于西安事变，但毕竟它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和饥饿丧生。但张学良对这些都无动于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chinesenewsnet.com)

1994年张学良在接受陆铿采访时还斩钉截铁地说，对于西安事变“我愿负全部责任，而且从不后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chinesenewsnet.com)

在纽约聚谈那次，张学良仍表示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如果蒋当年没有采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幸存，共产党还最后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里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他总不至于希望见到共产党坐大吧？但这就是张学良的“可爱之处”，一生“大事糊涂”，糊涂死了！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chinesenewsnet.com)

陆铿撰文说张学良“对得起中国，对不起自己”。但事实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没有谁比张学良更对不起中国了！(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是“假将军”(chinesenewsnet.com)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象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是个“假将军”。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坏透了。”(chinesenewsnet.com)

这个公子哥是因父亲被暗杀而获掌东北军权的。他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指挥作战！”（毕万富：“从新发现的史料谈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四之二，美国《世界日报》1996年1月16日）(chinesenewsnet.com)

《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意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是“假基督徒”(chinesenewsnet.com)

1955年，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实他是个“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chinesenewsnet.com)

多次采访过张学良的郭冠英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么忏悔的问题’……”（引文同上）(chinesenewsnet.com)

在纽约聚谈中，当《纽约新闻报》主编李勇提到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6．4”屠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么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6．4”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天底下哪有这种没心、没肺、没灵魂的基督徒？(chinesenewsnet.com)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是违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无数因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国民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著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里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于夫人于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chinesenewsnet.com)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里，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民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幸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赵四小姐，虽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个在身边照料左右、那个熟悉的她。(chinesenewsnet.com)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他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人的命运，他怎么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时候在大陆曾读到过一篇回忆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说“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chinesenewsnet.com)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里，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么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chinesenewsnet.com)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chinesenewsnet.com)

据最近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于凤至和赵一荻。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么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后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chinesenewsnet.com)

陆铿曾对我说，赵一荻告诉他：她感谢蒋先生，因为没有蒋先生的“管束”，张学良的身体早被“掏”空了。张学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chinesenewsnet.com)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闻，更不是英雄之举。但跟到处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当然张学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岁，除了好色，没有任何其他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分）的赵一荻女士竟这么可怜，他从张学良那里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后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chinesenewsnet.com)

张学良在晚年热衷什么？1994年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糊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将中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么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真是白活了！(chinesenewsnet.com)

惟有那首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遍的打油诗，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chinesenewsnet.com)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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