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回京杂感——小李阿姨，小瓶啤酒，基尼指数
作者：弋正
家中有老父老母，每年都要回国去看他们一次。说句不好听的话，看一次少一次了。我每次回去并不到处乱跑，只是尽可能多陪老爷子，老太太呆在一起。（老爷子，老太太我体会是北京话里对家父家母最亲热的尊、爱、昵三称合一。）跟很多人比起来，我的回国真是目闭耳塞。虽然如此，每次从国内回来总是对有限的所见所闻产生些杂想杂感杂念，想写在纸上。我写只为写着玩儿，消磨时间，象跟熟人侃大山一样。今天说说老爷子家的小李阿姨。
回国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国内两样东西最便宜：一是坐出租，二是请褓姆。她日前带着孩子回国去看外婆住了两个星期，雇了一个阿姨买菜烧饭，非常便宜。她免去为家庭主妇之苦，省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享受跟家人团聚的欢乐。现在国内，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雇人作家务相当流行。
住高等公寓房的“先富”阶级租用物业公司的合同服务，有专人定时到家里打扫卫生做家务。我家大妹退休后在一间物业公司办公室里帮助看摊儿。某日一顾客来电，称家中打碎一玻璃镜子，急需一工人前往把地上的碎玻璃扫起来。“您瞧现在这人！”大妹用京韵百味的六个字儿打住了她的故事。
穷人，当然不是最穷的人，像我们家老爷子，因为上了年岁，行动不方便的，也雇人，这就是我要说的小李阿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一共有多少“小李阿姨”？几十万？几百万？别说我不知道，国家统计局知道不知道？
小李阿姨刚刚三十出头。她如果象大多农村人一样用虚岁说年令，她也许还不到三十周岁。她的家在河南一个什么地方。要去那地方，先坐火车，再坐长途汽车，最后再换“十一”路公共汽车，一步一步的量两三个小时。小李阿姨结婚后第一胎生了个双胞胎，整好“一吨”，十分可爱。可是只有“千金”，就算断捻儿了，于是再次怀孕。为了躲避村子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及后续的“非思想性的工作”，小李阿姨全国各地到处逃蹿，最后在外地生了个儿子。儿子抱回家，上缴两千元罚金，你乐，我乐，大家乐。
小李阿姨家乡大概是改革大潮再高再猛也湿不着鞋的地方，于是两年前她加入了小褓姆娘子大军，想给孩子挣点儿好吃好穿，或许还能挣出孩子上大学的钱。这不是我瞎说，是她自己说的要挣钱给孩子上大学。从此小李阿姨就只能每年春节前后几天回家去探望丈夫和孩子，其他时间就只身在外漂流。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上，小李阿姨做褓姆的收入大大高于国家标准贫困限，她和成千上万的小褓姆们已经脱了贫，进入小康了。但她们成年与家人分离，她们为了这小康生活，或者说为了这小康“无生活”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在统计局报表上占那一格呢？
小李阿姨来北京后或长或短呆过几个人家，来到我老爷子家有半年了。我家老爷子秉性随和，谦让，容易相处。老太太可就有点儿不一样了。比如说有好几次，吃完饭后，小李阿姨擦完桌子，老太太指着一个地方说，你看，还有一点水没擦干。其实那是碗底儿长时间在贴面塑料桌面上磨出来一块印子，老太太眼神儿不济，楞告诉是水印。小李阿姨只是笑笑，不说什么，再用力擦一下就是了。但总的来说他们两老一少现在处得还可以，看上去也能处长。我内心里希望也祝愿他们能处好处长。这样，我这大洋彼岸流浪儿的心里也可以有一点欣慰。父母在，不远行，还能行得更远吗。
我回家待了三个星期，自然增加小李阿姨一些负担。一方面为了表示我发自内心的对她照顾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是随着社会的潮流，作一点儿假腥腥的“公关”，希望她待长并对我们家老人好，我送给她一大盒美国巧克力和一些人民币。我跟老爷子商量给她多少钱合适时，一方面觉得她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又怕把她的期望值提高了，以后跟老爷子抬价。她的月薪当时是三百五十元，我最后给了她二百元。人真是自私的动物！她开始不肯收，我一再坚持她收了。她的脸上充满了纯扑真诚的感谢。如果能用摄影机拍下来，绝对可以跟张大导电影里的类似画面相比。
过两三天后，我要与一友人外出。因天气酷热，我约好在一个带星的旅馆大厅里等候。旅馆大厅里的感觉跟美国这边的很相似，凉爽，净洁，人们都不大声说话。我闲坐着没事，有点渴，就去要了一小瓶“燕京”牌啤酒，就是美国常见的那种十二盎司的瓶子。小费是一起写在账单上的，一共二十八元另几毛钱。在“超市”里，挡次低一级的“燕京”啤酒，喝起来没什么区别，一元五角钱一大瓶，足比两小瓶还多。我一算，我给小李阿姨的那点儿“公关”还买不到八小瓶儿“燕京”。小李阿姨每个月的收入也不过能在这儿买十二小瓶“燕京”。但她看上去很满足，做完家务，有时抽空翻看一会儿圣经，憧憬孩子将来能上大学。
我心里不觉尴尬、恍惚、不安起来。八小瓶儿“燕京”，太抠门儿了吧。是我脑子出毛病了吧。但又想，或许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下的价格跟收入结构的特色吧。或许这是天经地义的，跟本值不得去想。或许我迂腐得不可救药，才会钻这个牛角尖，还要写出来。我的思维八方游荡寻不到一个平衡的支点。
又一日，在家中无聊，乱翻翻报纸。读到一篇报导。报导评论国外一间经济机构发布的世界各国贫富差距的指数。这个指数叫基尼指数。中国的指数是０．４７，已达到世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公认的一个临界值。当基尼指数达到和超过这个临界值时，社会上过大的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国内有学者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指数所代表的含义，不应掉以轻心。也有另一派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基尼指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城乡贫富加剧而造成的。这一派学者认真地指出，仅就城市而言，中国基尼指数只达０．２７，远远低于可能有社会动荡的临界值。他们还不无独到之处地认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有着“天然的屏障”，所以中国的社会能够承受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基尼指数。
我看完那篇报导，开始没明白文中所提的“天然屏障”是什么东西。后来想到小李阿姨的家乡，才悟出其中的弦音。我想，把它说白了，无非就是说中国农村由于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的不发达，那里的穷人不了解也意识不到他们跟城里的“先富”人比起来，他们是多么贫穷和卑微。
有谁知道中国的农民在半个多世纪前，为了新中国，送出了多少他们的生命？有碑书记载的只是极一小部份“精英”。绝大部份在战争中死去的，成千上万上十万的，都是小兵小卒，都是不见经传不识字的赤脚农民的孩子。他们也曾被庄严地宣告，从此站起来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们的家乡仍然在“天然屏障”的另一边。我们突然有了两个“中国”，也许一直都有，而这两个“中国”并不是被海峡隔着。一个“中国”的基尼指数是０．２７；如果两个“中国”合起来算，是０．４７；另一个“中国”单独算呢？没人费那份心。由于这个“天然屏障”的存在，“屏障”那一边的群落此刻并不了解“屏障”这一边的经济学家们发明了这“屏障”理论，又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添加一抹新的异彩。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作者：弋正
家中有老父老母，每年都要回国去看他们一次。说句不好听的话，看一次少一次了。我每次回去并不到处乱跑，只是尽可能多陪老爷子，老太太呆在一起。（老爷子，老太太我体会是北京话里对家父家母最亲热的尊、爱、昵三称合一。）跟很多人比起来，我的回国真是目闭耳塞。虽然如此，每次从国内回来总是对有限的所见所闻产生些杂想杂感杂念，想写在纸上。我写只为写着玩儿，消磨时间，象跟熟人侃大山一样。今天说说老爷子家的小李阿姨。
回国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国内两样东西最便宜：一是坐出租，二是请褓姆。她日前带着孩子回国去看外婆住了两个星期，雇了一个阿姨买菜烧饭，非常便宜。她免去为家庭主妇之苦，省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享受跟家人团聚的欢乐。现在国内，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雇人作家务相当流行。
住高等公寓房的“先富”阶级租用物业公司的合同服务，有专人定时到家里打扫卫生做家务。我家大妹退休后在一间物业公司办公室里帮助看摊儿。某日一顾客来电，称家中打碎一玻璃镜子，急需一工人前往把地上的碎玻璃扫起来。“您瞧现在这人！”大妹用京韵百味的六个字儿打住了她的故事。
穷人，当然不是最穷的人，像我们家老爷子，因为上了年岁，行动不方便的，也雇人，这就是我要说的小李阿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一共有多少“小李阿姨”？几十万？几百万？别说我不知道，国家统计局知道不知道？
小李阿姨刚刚三十出头。她如果象大多农村人一样用虚岁说年令，她也许还不到三十周岁。她的家在河南一个什么地方。要去那地方，先坐火车，再坐长途汽车，最后再换“十一”路公共汽车，一步一步的量两三个小时。小李阿姨结婚后第一胎生了个双胞胎，整好“一吨”，十分可爱。可是只有“千金”，就算断捻儿了，于是再次怀孕。为了躲避村子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及后续的“非思想性的工作”，小李阿姨全国各地到处逃蹿，最后在外地生了个儿子。儿子抱回家，上缴两千元罚金，你乐，我乐，大家乐。
小李阿姨家乡大概是改革大潮再高再猛也湿不着鞋的地方，于是两年前她加入了小褓姆娘子大军，想给孩子挣点儿好吃好穿，或许还能挣出孩子上大学的钱。这不是我瞎说，是她自己说的要挣钱给孩子上大学。从此小李阿姨就只能每年春节前后几天回家去探望丈夫和孩子，其他时间就只身在外漂流。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上，小李阿姨做褓姆的收入大大高于国家标准贫困限，她和成千上万的小褓姆们已经脱了贫，进入小康了。但她们成年与家人分离，她们为了这小康生活，或者说为了这小康“无生活”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在统计局报表上占那一格呢？
小李阿姨来北京后或长或短呆过几个人家，来到我老爷子家有半年了。我家老爷子秉性随和，谦让，容易相处。老太太可就有点儿不一样了。比如说有好几次，吃完饭后，小李阿姨擦完桌子，老太太指着一个地方说，你看，还有一点水没擦干。其实那是碗底儿长时间在贴面塑料桌面上磨出来一块印子，老太太眼神儿不济，楞告诉是水印。小李阿姨只是笑笑，不说什么，再用力擦一下就是了。但总的来说他们两老一少现在处得还可以，看上去也能处长。我内心里希望也祝愿他们能处好处长。这样，我这大洋彼岸流浪儿的心里也可以有一点欣慰。父母在，不远行，还能行得更远吗。
我回家待了三个星期，自然增加小李阿姨一些负担。一方面为了表示我发自内心的对她照顾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是随着社会的潮流，作一点儿假腥腥的“公关”，希望她待长并对我们家老人好，我送给她一大盒美国巧克力和一些人民币。我跟老爷子商量给她多少钱合适时，一方面觉得她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又怕把她的期望值提高了，以后跟老爷子抬价。她的月薪当时是三百五十元，我最后给了她二百元。人真是自私的动物！她开始不肯收，我一再坚持她收了。她的脸上充满了纯扑真诚的感谢。如果能用摄影机拍下来，绝对可以跟张大导电影里的类似画面相比。
过两三天后，我要与一友人外出。因天气酷热，我约好在一个带星的旅馆大厅里等候。旅馆大厅里的感觉跟美国这边的很相似，凉爽，净洁，人们都不大声说话。我闲坐着没事，有点渴，就去要了一小瓶“燕京”牌啤酒，就是美国常见的那种十二盎司的瓶子。小费是一起写在账单上的，一共二十八元另几毛钱。在“超市”里，挡次低一级的“燕京”啤酒，喝起来没什么区别，一元五角钱一大瓶，足比两小瓶还多。我一算，我给小李阿姨的那点儿“公关”还买不到八小瓶儿“燕京”。小李阿姨每个月的收入也不过能在这儿买十二小瓶“燕京”。但她看上去很满足，做完家务，有时抽空翻看一会儿圣经，憧憬孩子将来能上大学。
我心里不觉尴尬、恍惚、不安起来。八小瓶儿“燕京”，太抠门儿了吧。是我脑子出毛病了吧。但又想，或许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下的价格跟收入结构的特色吧。或许这是天经地义的，跟本值不得去想。或许我迂腐得不可救药，才会钻这个牛角尖，还要写出来。我的思维八方游荡寻不到一个平衡的支点。
又一日，在家中无聊，乱翻翻报纸。读到一篇报导。报导评论国外一间经济机构发布的世界各国贫富差距的指数。这个指数叫基尼指数。中国的指数是０．４７，已达到世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公认的一个临界值。当基尼指数达到和超过这个临界值时，社会上过大的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国内有学者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指数所代表的含义，不应掉以轻心。也有另一派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基尼指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城乡贫富加剧而造成的。这一派学者认真地指出，仅就城市而言，中国基尼指数只达０．２７，远远低于可能有社会动荡的临界值。他们还不无独到之处地认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有着“天然的屏障”，所以中国的社会能够承受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基尼指数。
我看完那篇报导，开始没明白文中所提的“天然屏障”是什么东西。后来想到小李阿姨的家乡，才悟出其中的弦音。我想，把它说白了，无非就是说中国农村由于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的不发达，那里的穷人不了解也意识不到他们跟城里的“先富”人比起来，他们是多么贫穷和卑微。
有谁知道中国的农民在半个多世纪前，为了新中国，送出了多少他们的生命？有碑书记载的只是极一小部份“精英”。绝大部份在战争中死去的，成千上万上十万的，都是小兵小卒，都是不见经传不识字的赤脚农民的孩子。他们也曾被庄严地宣告，从此站起来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们的家乡仍然在“天然屏障”的另一边。我们突然有了两个“中国”，也许一直都有，而这两个“中国”并不是被海峡隔着。一个“中国”的基尼指数是０．２７；如果两个“中国”合起来算，是０．４７；另一个“中国”单独算呢？没人费那份心。由于这个“天然屏障”的存在，“屏障”那一边的群落此刻并不了解“屏障”这一边的经济学家们发明了这“屏障”理论，又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添加一抹新的异彩。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