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有一段如今被剪辑为“元首的愤怒”的名段——1945年，当蜗居柏林地堡的希特勒那个“只要史坦纳发起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最后迷梦终于破灭后。导演在真实历史回忆上稍作加工，给希特勒安排了一大段长篇“经典独白”：

“这些将军是德国民族的败类……没有荣誉感！你们称自己是将军，不过因为你们在军事学院里呆了几年。但你们只学会了怎么用刀叉吃饭！多少年了，军队只会阻挠我的行动！你们所做的只是在扯我的后腿！我早该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处死，就像斯大林做的那样！

我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院。但我一个人征服了整个欧洲！

叛徒！从一开始就对我欺骗和背叛！是对德国人民的不可饶恕的背叛。所有的叛徒都要偿还，用他们自己的血。他们将溺毙在自己的鲜血里！”

看过这段“元首的愤怒”的人，可能误认为希特勒与德国国防军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但其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在二战初期，希特勒这个一战上过前线的老兵、怪人，确实曾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脑洞大开，为德军在欧洲的侵攻“支招”过不少。最典型的比如1940年的法国战役，曼施坦因那最终取得巨大成功的“镰刀闪击计划”，就是在获得希特勒亲自支持之后，才绕过德军总参谋部那著名的科层系统，取代原有方案获得实施的。

法国战役的空前成功也让希特勒与国防军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国防军开始仿照党卫军的宣传口径，将希特勒吹捧为德意志民族的救星，而希特勒也在多次演讲中高度肯定了国防军的“忠勇可嘉”。

可是这个蜜月期最终终结于1944年，由于一场不成功的叛乱，和一位“网红将军”被下令处死。

要理解所谓“7.20阴谋”的起源，有必要先谈一谈希特勒获得德国最高权力的方式。很多论者都将这个过程笼统描述为“纳粹党依靠选举上台”，用以证明魏玛政权民选制度的孱弱性。

但实际上，希特勒的纳粹党在掌权初期，其实从未获得过议会中足以推动修改宪法的多数席位。希特勒在出任总理后的获取绝对权力之路其实堪称一场“德国纸牌屋”，他巧妙的钻了魏玛宪法的空子，借助“火烧国会”事件颁布《紧急状态法》和《授权法令》，将反对他的德共等左翼政党宣布为非法、并赶出国会。最终才让纳粹党成为了绝对多数，并成功地将德国变成了一个威权国家。

按说，这种所谓的“法律革命”在一般的民主国家也是难以实现的。政府闹得过于不像样时，国防军往往会出手干预，武装护宪。但德国的悲剧就在于它恰恰不是一个“一般国家”——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国防军限制在了“陆军不得超过十万人”这个极小量级上。魏玛共和国大部分时间，德国正规军的规模还没有警察人数多。这就导致了德军即便真有心护宪，掰腕子也未必掰的过受控于政府的警察外加纳粹党自组的冲锋队。

更何况，此时的希特勒又一再许诺自己彻底掌权之后，会让德国重建军队，德军军官们都能升官、一展抱负，摆脱在魏玛共和国中的尴尬地位。于是德军就在整场“法律革命”中采取了中立沉默立场。让希特勒巧妙地利用魏玛共和国的法律bug走通了自己的夺权之路。

但这一段双方的“精诚合作”，也留下了一个隐患：双方其实都知道，德国国防军曾经在该出手时未出手，这笔“欠账”让德国国防军日后发动叛乱，武装推翻希特勒政权，隐隐然具有一点“虽迟但到”的合法性。

所以密谋搞掉希特勒的想法和相应的军官“俱乐部”在德军中一直秘密存在。前方战局打的顺利还好说，一旦战局不利，他们就开始让希特勒寝食难安了。

这个转折点在1943年初其实就已经来临了，1943年1月31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保卢斯率领德国第六集团军投降，东线战场上德军开始抗衡数倍于己的苏军，大量知情的德军军官开始确信，拯救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希特勒赶下台，换一个温和政府上来，寻求与盟军“体面的媾和”。

于是在1943年2月，第一场对于希特勒的阴谋刺杀就已经出炉了，B集团军的一些高级军官计划在希特勒访问乌克兰波尔塔瓦时生擒他，逼他退位。或者实在不行，就在飞机上安装炸弹，造成“元首因飞机失事意外身亡”的既成事实。可是这A、B两个计划最终都没有实现。希特勒在最后时刻取消了访问乌克兰的行程。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希特勒至少“侥幸”躲过十余次这样的刺杀、绑架行动。有理由怀疑这些侥幸背后其实暗藏着国防军和忠于他的盖世太保之间无数勾心斗角。但希特勒精明的没有将这些矛盾公开化，因为他知道此时如果公开其与国防军之间矛盾，就必须对军队进行斯大林式的“清洗”，而这对日渐吃紧的德军战力的损害，将是灾难性的。

但到了1944年下半年，这种矛盾最终还是因为一场惊天爆炸公开了。从北非前线回归，失去了一只手和一只眼的德军上校施陶芬贝格同年6月被任命为奥伯斯特·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位刺杀希特勒计划的狂热信奉者甫一上任就跟自己的将军摊了牌，告知了弗洛姆将军自己的计划。

这位将军听后的表态非常耐人寻味——他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去盖世太保那里举报，而是不发一语，明摆着就是暗示施陶芬贝格放手去搞，搞成了功在国家，搞不成自己就装不知道。

当时的德军高层中，确实有大量的将军对刺杀希特勒的计划采取这种暧昧态度。

阿汤哥主演的电影《刺杀希特勒》

于是，同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携带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在同谋者的掩护下穿过层层安检来到德军的东线指挥部狼穴，在作战指挥室里将公文包放在离希特勒不足一米的桌子底下，随后借故离开。

按照原定计划，炸弹会在几分钟后爆炸，而同谋者会在柏林宣布的起义，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干掉希特勒的第一接班人空军司令戈林，和第二接班人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另推一位“有德之人”组成临时政府，并尝试首先与西线已经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展开媾和——当时德军军官团所形成共识是，如果要投降，就投降盟军，这样至少可以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的苏联人挡在欧洲大门之外，阻止这个与德国有血海深仇的国家进入并分割德国。

计划很完美，可惜第一步就出了错。在炸弹爆炸前仅仅三分钟，指挥室的一位副官觉得这个公文包放在元首的脚边过于碍眼，就把它挪动到了指挥桌的远端。爆炸发生的那一瞬间，气浪又掀起了桌板，帮希特勒挡住了大部分破片杀伤。于是这场爆炸虽然造成了四人当场死亡，但希特勒本人却奇迹般的只受了轻伤。

确认其元首安然无恙后的纳粹党卫军立刻展开疯狂反扑，逮捕了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大部分阴谋参与者——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国防军的同谋者在获知施陶芬贝格已经暴露后，曾经建议希特勒直接击落施陶芬贝格正在乘坐的飞往柏林的飞机。但这个“杀人灭口”的方案被受伤却依然保持机警的希特勒立刻否决了，他反而下令一定要抓活口，顺藤摸瓜的清洗所有与此事有牵连的他的反对者——老子忍你们很久了！

但这个牵连人数，最终可能还是超乎了希特勒本人的想象。

希姆莱的盖世太保调查发现，这场叛乱的直接参与者虽然为数不多，但知情者却为数甚众，大部分军中知情者就像主谋“施大佐”的上司弗洛姆将军一样，知道这个计划，甚至知道该计划的具体执行日期，但既不表态支持、也没有阻止或向盖世太保举报。属于典型的坐观成败。怎样处理这群知情者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报告被呈递到希特勒那里之后，“元首”第一次“狂怒”了：原来国防军中有这么多败类在盼着我死！好吧，反对我就是反对德意志民族，所有民族的叛徒都必须死！

得到元首“尚方宝剑”的希姆莱，展开了牵连枝蔓的大规模迫害，肃反的扩大化导致盖世太保至少处决了五千名涉嫌“反对元首、阴谋参与叛乱”的德国军官或政府人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遭受酷刑审讯后被折磨至死、或被迫自杀。在二战结束前夕，这些“第三帝国”的核心人员终于尝到了他们曾施加给其反对者的“铁拳”。

而这些被牵连对象当中，最有名的受害者莫过于曾经是希特勒宠臣、被奉为“帝国英雄”的隆美尔元帅。

关于隆美尔到底是怎样卷入这场旋涡的，能查到的资料相当混乱、彼此矛盾。

有说法认为隆美尔如同弗洛姆将军一样，是知悉该计划、但选择“坐观成败”的围观群众。

另一些材料则说，叛乱者在干掉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之后，想要扶立的“有德之人”就是隆美尔——这个说法也许是更可信的，因为如果按今天的标准评价，隆美尔在当时的纳粹德国众将领当中属于比较典型的“网红将军”。

与其他走正规途径晋升的将军不同，隆美尔当过希特勒的警卫部队指挥官，希特勒力排众议把他火箭式提拔成为装甲师师长，并最终成为独当一面的帝国元帅。

希特勒提拔隆美尔的用意，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识人之明，并且以其为亲信，试图更深度的掌控国防军。所以纳粹的宣传机构对隆美尔的战果一直给予了重点报道，力图打造他与希特勒之间“主明臣贤”的和谐关系。

于是隆美尔成为希特勒和戈林等亲信之外，最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名人，一个德国普通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甚至龙德施泰特，但一定知道隆美尔。

所以叛乱者想在推翻希特勒统治之后扶持隆美尔上台的计划确实是具有可行性的。当时的德国如果想通过一场政变的方式，靠摆脱希特勒摆脱那场已经注定失败的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在既有宣传体系当中也有足够名望的中立者。这个人除了让大家都“脸熟”隆美尔，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更好选择了。

但是正是这种出名，也让隆美尔在事发后陷入了百口莫辩的窘境当中——希特勒认识到自己必须干掉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将军。因为这个人的名望已经让他成为了自己的“备胎”。只要这个备胎存在，德军内部就会有人认为他希特勒是可以死的，他死了换上隆美尔，没准德国的局势还有的一救。

所以希特勒想要活着，隆美尔就必须死——无论隆美尔是否参与了叛乱计划，他都必须死。

因为在“第三帝国”，元首是不能有备胎的。此刻叛乱已经撕破了国防军与希特勒之间的脸，隆美尔又名声太显，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心里也非常明白自身处境的隆美尔曾尝试进行过挣扎，但问题是，他与希特勒之间你死我活的猜疑链，此时已经无法破除了。

实际上，同年8月1日，隆美尔就曾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还活着，并反驳了自己因为参与阴谋而已遭清洗的传言，并与参与叛乱者划清了界限。

但一个月后，他还是被秘密解除了B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位。

到了10月1日，忍不住的隆美尔再度打破与希特勒之间恐怖的沉默，向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试图把“误会”解释清楚，表明自己的绝对忠诚。

但仅仅三天之后 ，德军秘密法庭就在缺席的情况下确定了隆美尔参加密谋活动的罪行。

实际上，在接到隆美尔亲笔信后，希特勒曾通知要隆美尔前往柏林亲自进行解释，但隆美尔拒绝了，他对亲信说：如果自己登上飞机，那架飞机一定会因为“意外”在中途失事。“现在的柏林，有太多人想要我死了。”

隆美尔最终还是没有躲过这命中注定的一劫。

10月14日，希特勒派人送毒药给他，并传达了希特勒最后的“恩典”——

有两条路供隆美尔选：

要么服毒自杀，这样可以保全他与国家的体面，元帅的抚恤金可以给其妻子和儿子，元首还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要么跟着来人去盖世太保监狱，接受审讯并最终明正典刑，这样他的老婆孩子也将被送去见盖世太保。

一辈子精明的隆美尔，最终做了他此生最后一个聪明选择——他选了前者。

在与妻儿告别后，他跟随来人前往别墅外的一处树林，并在那里顺从的服毒自尽了。期间他的儿子曾经拿出手枪，情绪激动的建议父亲“和他们拼了”，却被隆美尔制止。

“没有意义，我们的弹药不够……曼弗雷德，让我教你最后一件事：不要进行一场注定赢不了的战斗。”

10月18日，德国为“不幸病故”的“帝国英雄”举行国葬。陆军元老龙德施泰特元帅致悼词，在悼词中金句是：“他的心属于元首。”希特勒则亲自到场为其送葬，鼓励国防军人们以隆美尔为榜样，“为德意志民族事业战斗至最后一息”。

但不管场面话怎么圆，“720阴谋”和几个月后隆美尔的暴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大大加速了“第三帝国”的灭亡，因为这场风波在希特勒和他的军队之间种下了一个心魔——

连希特勒最信爱、并一手提拔的隆美尔都因为涉嫌反叛他被秘密处死了，对希特勒来说，他还能信赖什么样的将领，对他委以全权，试图在绝境中力挽狂澜呢？

而对于职业军官们来说，即便不说能不能，又有谁敢扮演这样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帝国英雄”角色，而不担心声名太显、功高震主、日后遭到其“元首”相似的清算呢？

所以在隆美尔死后，别说当时德国的那个局面已经无法挽救，就是有将领救的了，希特勒也不敢放权，将领也不敢接手。

于是之前曾一度发挥战时主脑作用的德军总参谋部，就沦落为了执行元首具体命令的办事机构。1944年末阿登反击战的方案是希特勒召集少数他还信任的亲信秘密制定的，彻底成型后才下达给总参谋部，其上还写着希特勒的亲批——“立即执行，一个字都不许更改。”

德国翻盘的最后一点希望，就在这种“君臣”之间无法破除的猜疑链中彻底消失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帝国的毁灭》中那个怼天怼地怼一切、狂喊“渣渣”的希特勒——那是一个狂人在沦落为无人能助的孤家寡人后，上演的最后的无助与疯狂。

“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若臣疑于君而不反，复为君疑而诛之；若君疑于臣而不诛，则复疑于君而必反。今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于君，安得不反？反既明甚，此所以为逆臣也。”

这段话，据说是当年岳飞蒙冤下狱之后，一位牢头禁子解释他为什么此番必死无疑的原因所在。后来被明人写进《说郛》一文当中，广为流传。

我总觉得，把这段话套用在希特勒与隆美尔的关系中也同样适用。纳粹德国的那套体制，在战争顺风顺水时当然很高效适用，但一旦陷入逆风局，猜疑链的构建，君臣之间的相疑与相残。一定会将那个国家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失败就成为了必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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