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韩国人：中国人咋办！
文章来源: 车儿 于 8/1/2001 1:03:00 AM: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象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栓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漫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厚道，本份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日本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关键的，他们的文件包里装着支票。虽然听说有些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罪行，经常说几句怪话，弄点事端，可是似乎无关大局。支票带在身上，原来的战犯现在就是贵宾，不管他认不认错。归根到底，认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抵不上支票的实惠。套句老百姓的话，认咋地，不认又咋地。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中国人的性格有点象水。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韩国国会前些日子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反应措施。韩国国会并且向中国人大发出建议，希望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在电视画面上经常看到一群群韩国老太太，白白胖胖，头上系着白布带子，手里举着小旗在街上行走。原来是二战时的韩国慰安妇在游行示威，内容当然是要求日本人正式赔罪并且赔偿。据说日本人已经作出了一定赔偿，可是她们并不满意。
就是到现在，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几十年前的那次民族的失败，使几十年来耻辱感时时刻刻象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
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眦捱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宽容，那么多的大度，那么多弯弯绕的智慧。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象水，而是象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而在韩国，这个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象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在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薰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而且由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是那样相近，中国人和朝鲜人通过笔谈完全可以轻松沟通。朝鲜读书人读的也是四书五经，维系朝鲜社会的也是儒教的社会价值观，老百姓们对中国的三国水浒西游故事同样家喻户晓。
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大部分地名(比如汉城市里的东大门、南大门、钟路、明伦洞等)不但意义完全取自汉字，而且发音也与汉语相近。原来韩语中汉字词汇基本上还保持着刚刚从中国传入时的发音，也就是唐宋人的发音，所以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一带人听韩语(尤其是慢速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韩国的民族服装上，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你可以在唐代壁画上找到最初的蓝本。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韩国的几大姓中，大部分是取自中国唐代巨族世家的姓氏。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人对于身边这个温顺好学的小兄弟也没有多加过注意，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茂山)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更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清：聂士成《东游纪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韩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数次想吞并朝鲜。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象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空间让世界认识他们。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人生的一大不幸，是成了球迷，中国球迷。和其它国家的足球队给国人带来的是激动是狂喜是幸福不同，中国足球给球迷带来的是无休无止的失望，失望，第三个还是失望。
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看中国队和韩国队踢球，你不用猜结局，你所期盼的只能是别输得太难看，可是往往连这么个简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
那十一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龟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死乞白赖想要保住这个球拉倒。落后时同样提不起神，毫无斗志，一点也不着急，似乎输嬴与他们无关。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开始抓体能，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能测试，韩国人跑不死，我们也能跑不死。可还是不管用。
至于技术，连韩国人都承认中国队员的技术并不比他们差。
战术上从稳守反击到攻守平衡再到压出去打，阵形从352到442再到451，同样不好使。
差哪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冲不出亚洲，不是照拿世界一流的薪金，不还是有一批球迷把他们当明星一样宠着吗？
中国人为了什么能拼命呢？
就象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象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命的独特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叫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也照样输过球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沉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六十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翻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这位韩国总统并不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巨大权力而信口开河，按照韩国的传统，总统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家长，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对自己的儿子们说这番话的。
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一个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那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青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腊烛点着。二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现在，现代汽车工业会社是世界是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厂之一，它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和通用等汽车业元老霸主的竞争。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旧朝鲜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霓虹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国的榜样。一百年前聂士成的看法被证明是一种误解。世界对韩国刮目相看。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在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淇淋，意味着我们穿着从巴黎流行过来的时装，象美国人那样走路，大脑里最好装上西方最流行的思潮，比如后现代或者后什么。
当我的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总是被这个巨大而繁杂的存在牵挂住，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的性格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她曾象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象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无人过问；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象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象阿Q头上那种。
这实在不象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
而韩国人在这一点上却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自信。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和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的偏僻山村，象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之义。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完全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非常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份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象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它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并不是所有的韩国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依循古法，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服装，民族节日(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传统习俗都非常重视。这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它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从从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着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昨天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轮马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传统节日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古怪的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普通民众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金融危机使韩国的外汇储备迅速枯竭，为了换外汇还外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献金爱国运动”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展开。据报载，在银行柜台前，妇女们排着队把自己家的戒指、项琏和首饰从锦袋中倒出来，男人和军人们也把珍藏的金龟等纪念品交给收购人员。报纸报导，最小的献金者是个两岁的小孩，他拿来的是长辈送给他的金项圈。这些金品，都是寄托着私人情感的最宝贵珍藏，但是在特殊关头，他们自愿无偿捐献，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领到一张收据，一个月后才能拿到现金。在韩圆持继大幅度贬值的时刻，甘愿以黄金换韩元，韩国百姓以家为国的态度可见一斑。韩国银行界对收集到的黄金的数量感到惊讶，据说，韩公众的献金活动已影响到了国际金价。
在金融危机中听到的另一则消息是韩国妇女在汉城的国际机场外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那些在国家危难关头还出国旅游浪费外汇的人。
觉得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最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象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象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北方文学》李福亮先生的一篇文章《怀想春秋》，文中说：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迈刚烈，特别象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已很少见了。
李先生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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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车儿 于 8/1/2001 1:03:00 AM: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象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栓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漫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厚道，本份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日本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关键的，他们的文件包里装着支票。虽然听说有些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罪行，经常说几句怪话，弄点事端，可是似乎无关大局。支票带在身上，原来的战犯现在就是贵宾，不管他认不认错。归根到底，认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抵不上支票的实惠。套句老百姓的话，认咋地，不认又咋地。
智慧有许多种，据说最高一级的智慧是老子发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水从来不坚持什么，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可以被挤压成任何形状，可以接纳任何污秽，可以消磨任何棱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顽强。
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中国人的性格有点象水。可是就在我们身边，却有人牢牢记着日本人的罪行。他们说：可以宽恕，但不会忘记。韩国国会前些日子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禁止所有参加过侵韩战争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带着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词的反应措施。韩国国会并且向中国人大发出建议，希望中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在电视画面上经常看到一群群韩国老太太，白白胖胖，头上系着白布带子，手里举着小旗在街上行走。原来是二战时的韩国慰安妇在游行示威，内容当然是要求日本人正式赔罪并且赔偿。据说日本人已经作出了一定赔偿，可是她们并不满意。
就是到现在，普通韩国人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几十年前的那次民族的失败，使几十年来耻辱感时时刻刻象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绝不是劣等民族。举一个例子，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撞个你死我活。
韩国队可以输给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就是不能输给日本队，输给日本队，全国人都不答应。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东亚十强赛日韩之战前，在韩国国内电脑网“千里眼”中的《大家谈》栏目中，韩国球迷纷纷发表意见：“韩国队一定要取胜，才能对得起祖先。可恶的日本人夺去了我爷爷的命。”
“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就侵略朝鲜一事进行过正式道歉，我们应该在球场上好好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真是一个眦捱必报血性十足的民族。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宽容，那么多的大度，那么多弯弯绕的智慧。他们的国旗虽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图案，但他们的性格却一点也不象水，而是象岩石，寸步不让。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城市里，都矗立着一些日式建筑，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遗物。由于施工精良，大多数到现在还保存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余热，给城市的街头平添一些异国情调，有时甚至构成了城市一景。而在韩国，这个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国家里，你却很少看到这样尖顶修身的日式建筑，不是没有过，而是都被韩国人拆了，就象为了抹去身体上的疤痕。有选择在留下几座，是作为国耻纪念馆。韩国原是东亚各国中的小兄弟。几千年来它就默默无闻地依偎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不声不响，很容易被人忽略。是啊，乍一看去，这个小国没什么特点，平庸而不显眼。由于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力，这个小国被薰染得和中国那样相似，它的独特之处被相似淹没了。清代结束以前，中国官员到朝鲜，不用带翻译，因为汉字是朝鲜的官方语言，而且由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是那样相近，中国人和朝鲜人通过笔谈完全可以轻松沟通。朝鲜读书人读的也是四书五经，维系朝鲜社会的也是儒教的社会价值观，老百姓们对中国的三国水浒西游故事同样家喻户晓。
就是在今天，韩国已废除汉字，但是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现代”集团等的正式名称，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的大部分地名(比如汉城市里的东大门、南大门、钟路、明伦洞等)不但意义完全取自汉字，而且发音也与汉语相近。原来韩语中汉字词汇基本上还保持着刚刚从中国传入时的发音，也就是唐宋人的发音，所以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一带人听韩语(尤其是慢速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韩国的民族服装上，有着明显的唐宋遗风，你可以在唐代壁画上找到最初的蓝本。韩国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袭中国，韩国的几大姓中，大部分是取自中国唐代巨族世家的姓氏。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在韩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是最小的。
可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却掩盖了中韩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漫长的过去，山高水长交通不便阻碍了人们发现这一差异。中国人对于身边这个温顺好学的小兄弟也没有多加过注意，中国典籍中对朝鲜的记载不多，历代为数不多的造访过朝鲜的中国人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小国的贫弱。
清光绪年间，聂士成在他访朝后的笔记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朝鲜民居，大都四合房屋，进门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极苦。”
“(茂山)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更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清：聂士成《东游纪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国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丧失，最后剩下一个朝鲜又被日本虎视眈眈，必欲吞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把朝鲜收为中国的一个省，置于中国的完全保护之下，以绝日人之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孱弱的民族。
且不说这样的设想是多么缺乏现代外交常识，多么缺乏战略可行性。通过这个想法，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韩族是多么缺乏了解，对他们的性格是多么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历史上，中国曾数次想吞并朝鲜。在中华帝国最为强大的隋唐盛世，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举国之兵东征朝鲜，结果都在这个海东小国的边城之下惨败而归。李鸿章好象忘了这一点，日本人也忘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不会被征服的民族。
而现在，韩国人有了充分的空间让世界认识他们。我对韩国的一点点了解，源于足球。源于中国足球的“恐韩症”。人生的一大不幸，是成了球迷，中国球迷。和其它国家的足球队给国人带来的是激动是狂喜是幸福不同，中国足球给球迷带来的是无休无止的失望，失望，第三个还是失望。
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法国人浪漫，英国人骠悍，泰国人顽强。足球场上，反映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呢？
看中国队和韩国队踢球，你不用猜结局，你所期盼的只能是别输得太难看，可是往往连这么个简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
那十一条代表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汉子，在韩国人充满霸气的冲击之下，看上去总有些脚底发飘，心里发毛，领先一个球就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一味龟缩防守，不管场面多难看，死乞白赖想要保住这个球拉倒。落后时同样提不起神，毫无斗志，一点也不着急，似乎输嬴与他们无关。
输了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么原因呢？体能？技术？战术？
开始抓体能，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能测试，韩国人跑不死，我们也能跑不死。可还是不管用。
至于技术，连韩国人都承认中国队员的技术并不比他们差。
战术上从稳守反击到攻守平衡再到压出去打，阵形从352到442再到451，同样不好使。
差哪呢？听听那个富态的韩国老头崔殷泽的解释吧，对中国和韩国足球都有比较深的感受的这位前韩国国家队教练说，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说的“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这位韩国老头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中国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基础在亚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训练中为什么不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赛场上为什么那么不思进取。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吗？
这个韩国老头不明白，他们是职业球员不假，可中国的职业球员不会为一场球去拼命。在中国人眼里，足球毕竟是足球，值得为之拼命吗？冲不出亚洲，不是照拿世界一流的薪金，不还是有一批球迷把他们当明星一样宠着吗？
中国人为了什么能拼命呢？
就象这个韩国老头一样，所有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好象都有点不通达，不世故，有点天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生命的独特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韩国人显得太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叫真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性格，有这样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觉得不舒服。一个中国运动员输了球，也会难过(其中包括对奖金的惋惜)，但是一宿过去，就想开了，就平静了。谁没输过球呢？巴西队也照样输过球吗？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可韩国人会睡不着觉，因为羞耻而流泪。
就是因此，这个人口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一百分之一的小国在球场上一次次击沉中国队。
不仅仅是足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奥运会、冬奥会乃至各项锦标赛上的表现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韩国选手的韧劲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常常会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在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这个国民身体素质并不突出的小国却都能和中国相抗衡。
这里面，有一种精神。
六十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翻话，结尾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这位韩国总统并不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巨大权力而信口开河，按照韩国的传统，总统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家长，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对自己的儿子们说这番话的。
中国人绝不会这样做。真是太气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稳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够智慧，不够高明。一个堂堂国家领导人，值得为一个足球这样一种游戏这样小题大做吗？脑子里国际关系世界影响国家大局那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高风格不讲了吗？虽然那时日韩两队之间韩国队实力占优，但足球是圆的，万一韩国队真输了呢？
事实上，这位总统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韩国队会输，尤其是会在日本输球。这个民族就是有这么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劲，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能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这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年青而热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腊烛点着。二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现在，现代汽车工业会社是世界是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厂之一，它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和通用等汽车业元老霸主的竞争。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旧朝鲜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渐渐地，现代、大宇开始奔跑在中国大中城市的街头，南韩料的服装陈列在店铺商场，韩国料理的霓虹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夜空闪烁。韩国在现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国的榜样。一百年前聂士成的看法被证明是一种误解。世界对韩国刮目相看。
现在，中国也正在满腔热情在奔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现代化几乎等同于一次进化，从猿到人的那种。然而，在我们身边，现代化却似乎意味着从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墙黑瓦的小镇，福建的土楼，云南的吊脚楼，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意味着餐桌上的稀饭小菜和茶换成麦当劳、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淇淋，意味着我们穿着从巴黎流行过来的时装，象美国人那样走路，大脑里最好装上西方最流行的思潮，比如后现代或者后什么。
当我的思绪缠绕在“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的综合载体上时，总是被这个巨大而繁杂的存在牵挂住，陷入迷惑。这个民族的性格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就在不远的过去，她曾象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似乎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象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无数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建筑被无声无息地废弃被拆毁无人过问；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象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象阿Q头上那种。
这实在不象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民族应有的做法。
而韩国人在这一点上却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自信。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感动。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和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的偏僻山村，象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之义。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完全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非常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份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象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它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并不是所有的韩国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依循古法，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服装，民族节日(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传统习俗都非常重视。这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它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从从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着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昨天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轮马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传统节日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古怪的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普通民众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金融危机使韩国的外汇储备迅速枯竭，为了换外汇还外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献金爱国运动”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展开。据报载，在银行柜台前，妇女们排着队把自己家的戒指、项琏和首饰从锦袋中倒出来，男人和军人们也把珍藏的金龟等纪念品交给收购人员。报纸报导，最小的献金者是个两岁的小孩，他拿来的是长辈送给他的金项圈。这些金品，都是寄托着私人情感的最宝贵珍藏，但是在特殊关头，他们自愿无偿捐献，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领到一张收据，一个月后才能拿到现金。在韩圆持继大幅度贬值的时刻，甘愿以黄金换韩元，韩国百姓以家为国的态度可见一斑。韩国银行界对收集到的黄金的数量感到惊讶，据说，韩公众的献金活动已影响到了国际金价。
在金融危机中听到的另一则消息是韩国妇女在汉城的国际机场外举行游行示威，抗议那些在国家危难关头还出国旅游浪费外汇的人。
觉得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最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象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象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北方文学》李福亮先生的一篇文章《怀想春秋》，文中说：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迈刚烈，特别象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已很少见了。
李先生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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