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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晚清的天花与牛痘。
众所周知，天花是一种曾让人类极为头疼的传染病。最早的预防办法是“人痘接种术”，简单说来就是从天花病患者身上的脓包里抽取“痘浆”，然后用小刀之类的工具移拭到接种者的皮肤上，也有做法是先抽取浆苗，待其干燥后再吹入接种者的鼻子。目的都是为了让接种者产生免疫力。大约在宋朝时，中国已有关于“人痘接种术”的记载。至明清两代，种人痘术已流传颇广，给人种痘的医生有个专门的称呼“痘师”。据说在康熙年间，俄罗斯还曾派人来华专门学习“痘医”。
♦ 将干燥的人痘浆苗吹入儿童的鼻孔，俗称“鼻痘术”
“人痘接种术”的主要问题是安全性不够，若选苗不当接种失败，接种者有感染天花丧命的风险，且会传染给周围的人。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牛痘接种术”。原理是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是近亲，有着相似的抗原，人类感染牛痘后，其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不但对牛痘病毒有效，也可以对抗天花病毒。除非免疫系统存在缺陷，牛痘病毒基本不会给接种者造成生命威胁。
于是，在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牛痘苗渐渐取代了人痘苗。
♦ 牛痘的发明者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牛痘法传入中国，始于1805年。该年，英国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广州。在为东印度公司员工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皮尔逊也向中国人介绍了牛痘术。同年九月，西班牙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率船队自美洲执行牛痘接种任务归来，途径澳门时，也给一些澳门百姓实施了牛痘接种。
然而，牛痘法虽好，当时的中国人却不愿接受。他们更愿意相信传统的“鼻痘”（即人痘），觉得“洋痘”（即牛痘）是洋人搞出来的，必定不怀好意。暂时虽然有效，“迟至十年或二十年，必然复出”，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要失效，人还是会感染天花。
这种怀疑心态的背后，既有对陌生事物的疑虑，也有中国传统痘师在煽风点火。他们声称：鼻痘自鼻孔吹入人体，走的是气，这是正道；洋痘点在手臂破肤之处，走的是血，这是邪道。走邪道定有恶果。一个接种了洋痘的人如果患上其他疾病，这种先后关系在当时很容易被传统痘师们解读成因果关系。普通民众没有辨别力，听多了这类说辞，自然而然就对牛痘法畏而远之。故此，皮尔逊曾无奈感慨道：
“中国医学界，尤其是医生们则对其（牛痘）持完全不接受态度，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们甚至将痘症、麻疹、天皰疮、皮疹症等说成是因先前接种牛痘造成的。”
当时的牛痘接种，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就是技术上还做不到长期保存牛痘苗，只能通过人与人来不断接力，也就是利用最新接种的那个人来做牛痘苗的中转站，以确保牛痘苗不会失传。欧洲人跨越大洋去美洲殖民地推广牛痘术，用的正是这种办法。
但在中国，这种办法却经常失效。首先，受传统痘师们的煽动，愿意接受牛痘术的人本就不多。其次，即便有部分民众试着让孩子接受了牛痘术，他们也会受限于“血气说”之类的错误认知，拒绝让医生从孩子的手臂上取走痘浆。正如当时的名医黄宽所言的那样，“中国的母亲们反对从自己孩子的手臂取出痘浆，她们认为这样会有伤元气。”黄宽于1850年代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广州开设医馆，业务里包括了给人种牛痘。
♦ 黄宽像
在整个19世纪，因接种者不愿配合取浆造成的痘苗荒，是那些致力于在中国推广牛痘接种的医生最常遇见的困扰。
当然也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拿钱雇佣穷人家的孩子，先给他们接种牛痘苗，等出了痘之后，再带着这个孩子去客户家中，从孩子身上取浆接种给客户。作为报酬，提供痘浆的穷孩子会得到一笔费用。这样做成本很高（即便没有客户也得不间断地维持牛痘苗的存续），所以晚清致力于牛痘接种的医生，或出自富裕人家，或会收取较高的接种费用。
比如最早自广东的英国人那里学到牛痘接种术的梁辉，便是一位番禺富商。他花费重金购入牛痘苗后，给家乡之人接种，“不吝分文谢”，也就是不向众人收钱。另一位与梁辉同时代的痘医邱熺，出自普通人家，原本在澳门给英国商人打工。他学到牛痘接种术后，将之当成谋生的事业，开设了家族代代相传的医馆。种牛痘的收入帮助他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了一名有声望的士绅。
邱熺的成功，与广州设有负责对外贸易的十三行、是当时最开放的城市有直接关系。
1806年，广东爆发严重的天花传染，许多人走投无路，怀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心态涌入皮尔逊的诊所，接种了牛痘。十三行商人郑崇谦见牛痘有效，遂协助皮尔逊将如何种牛痘的英文手册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定名为《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郑崇谦还招募了一批中国人来向皮尔逊学习，其中就有邱熺。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牛痘法恐怕很难在广州扎下根来。如果不是广州，邱熺恐怕也不会得到机会改行成为痘医。
♦ 《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
但广州的开放程度终究有限。东印度公司将《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当做联络外交感情的礼物，多次赠送给两广总督与广州海关的官员，却从未引起他们的兴趣。1806年的疫情虽然让很多广州人接种了牛痘，但疫情一旦缓和，那些接种者的父母便“未依约带领子女前来检验是否种出真痘，也不愿让医生从种出之痘中取疫苗”，结果直接导致广州的牛痘疫苗断掉了来源。
为了应对这种保守，以扩张医馆的生意，邱熺在1817年出版了《引痘略》一书。这是一本用阴阳五行学说和穴位经络理论，来包装牛痘法的奇特著作。书中说，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土，所以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书中还说，那个手臂上用来种痘的小切口，其实不是随便切的，而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出痘其实是在排出胎毒。
邱熺内心未必真信自己书里的这些话。但他的这种解释模式确实有效，极大地缓解了官员、读书人与底层民众对牛痘的疑虑情绪。正因为使用了这种话术，《引痘略》一书才能先后再版五十余次，邱熺本人也被曾国藩和阮元等督抚重臣奉为座上宾。
♦ 《引痘略》封面及内文
1832年，皮尔逊离开中国。有统计称，由广东洋行商人出资、皮尔逊和邱熺先后负责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了牛痘，使他们终身免受天花感染之苦。
但皮尔逊与邱熺在广州的成功，很难复制到晚清的其他地方。比如，江西新昌人熊乙燃于1835年在湖南亲眼目睹了牛痘接种术后，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遂引进牛痘苗，在家乡设立了痘局。结果却发现许多有意接种者被流言所阻，最后死于天花。于是，他愤怒批评中国的那些传统痘师，说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竟不惜胡说八道害人性命：
“近因种神痘辈极力毁谤，人心疑畏，往往愿种人家，闻风辄阻，而卒罹于流痘之灾者，不计其数。”
所谓“种神痘辈”，即是指那些从事种人痘术的传统痘师。他们发现自己的饭碗受了影响后，不是想着与时俱进去学习种牛痘术，而是在社会上散布谣言，对牛痘实施各种诋毁，让无力判断是非对错的普通民众不敢去给孩子接种牛痘，使许多本可得到挽救的生命无辜消亡。
活跃年代略晚于熊乙燃、致力于在杭州推广牛痘法的医生赵兰亭，也遭遇了相似的阻力。赵说，据他所闻，诋毁牛痘法的舆论主要出自“习神痘之医”，也就是以种人痘为业的那群人。原因是牛痘法的出现，让他们“无所施其巧，于是百端簧鼓，谓种牛痘者，后必重出”——牛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不断散播牛痘法不能治本、以后肯定还会得天花的谣言。
1885年，牛痘医师沈善丰出版了《牛痘新编》一书。内中感慨说，牛痘法进入中国已经超过五六十年了，可以说已经给了众人很充足的时间去审视；各省设置种痘局，有不少人接种，可以说效果如何也是有目共睹。种牛痘的办法也很容易学，不是什么艰深之术。然而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是“是者少而非者多，信之一而疑者百”——肯定牛痘者少，否定牛痘者多；有一个人相信牛痘，就有一百个人怀疑牛痘。
为什么会这样？为该书作序的许樾身说得很直白：
意思是：牛痘苗的效果和安全性都比鼻痘苗（人痘）好。种牛痘不会像种人痘那样发病，也没有后遗症。牛痘法的出现，不但砸了传统痘师的饭碗，连带着儿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铺，也都有损失。所以这个行当里，愿意对牛痘持公正态度者不多。许多人是在故意捏造谣言说牛痘法的坏话，以恐吓民众让他们不敢接种牛痘。
只有将牛痘法妖魔化，那些不愿转型的传统痘师们才能继续维系他们的好生活。
（来源：腾讯新闻）
[1]张嘉凤：《十九世纪牛痘的在地化──以「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2007年12月。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38．转引自：谭树林《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3]廖育群：《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 [4]徐谦：《邱熺「引痘略」：推广牛痘术的重要先驱》，《南方都市报》2019年7月28日。 [5]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113页。 [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7]梁其姿著，董建中译，任可译校：《19世纪广东的牛痘接种业》，收入《罗威廉专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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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