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女人、差异、认同

蓝佩嘉

我和女性主义的结缘早而偶然，1986年，刚解严的台湾社会像一壶将烧开的水，喧
嚷民怨已近沸点，而是非公理仍居浑沌。高二的我充满青春期的惶惑，日日请公假
窝在校刊社，逃避背诵孔孟与三民主义。假日在台大附近闲逛，误打误撞走进唐山书
店，当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地下室里，墙边堆满了一叠叠党外杂志，我像爱丽丝走
进奇境兴奋非常，那天回家时买了一堆书，包括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和吕秀莲的新女
性主义。 [ 相约加拿大:枫下论坛 rolia.net/forum ]
我大二转进社会系，当时的系上没有一名专任女教授，也没有任何一堂有关性别的
课程，我们几个女生於是凑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像大力水手打开罐头菠菜，我们用
力查字典穿越艰涩单字看见令人惊艳的理论风景，或者半懂不懂自以为是，继续啃著
像法国面包一样硬的后结构女性主义。二十岁出头的我在台北知识份子才看的杂志
上，拼贴著翻译段落与读书笔记，大言不惭地论说母职，却看不见那些英文理论中大
写单数的女人(Woman) 跟我自己、以及其他女人的差异。

1995年我赴美念书，在寒冷异乡开始另一段的认同旅程。我在地铁站不时碰到美国
男人，用几句生硬的日本话来搭讪：“Are you Japanese?” 我回应白眼之外，也
揣想著他们的眼神中投射出的我，是怎样的一种对东方女人的想像。在课堂上与街道
间, 我头一次明白自己是所谓「第三世界女人」，这样的世界区位是冷战时代划分
敌我的政治地理学范畴，也充斥著第一世界以现代化为标竿的优越自恃。来自母国的
中产阶级移民及留学生，坠落异乡之际不仅面对强势外国语言而狼狈不已，也窥见
自己滑落以肤色与种族区分高低的阶梯末端。我在他者化(otherization) 的分类暴
力中重构自我认同，好像一位印度女性主义学者形容她在美国的处境：“We are not
born women of color, but became women of color here.”
在美国有一次参加一场印度女性学者的演讲，讲题是后殖民与认同之类的，演讲完
有一个小小的游戏，请在场人士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的认同。我是这样写的： “I
am a Taiwanese woma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a China doll nor a dragon
lady.” 从我的答案你可以发现国籍与性别铭刻我在美国最重要的社会身分，而正
面的指认不足以充分说明我的认同 (我是谁)，我还必须对抗外在环境明显或潜在地
连结於我的负面形象 (我不是谁)。 China doll 和 dragon lady 是好莱坞电影里
帝国之眼凝视下的两种东方女性刻版形象，前者是苏西黄，后者是武打女仔，如杨紫
琼。正当我对自己的答案感到很满意之际，却发现我周遭的白人同学很多是这样回
答的：“I am a wine-drinker.” “I am a cat-lover.” 我顿时赫然明白研究种
族的社会学者所说的，支配族群的身分是不需要标明定义的 (unmarked )，他们的认
同只需构筑於相对於其他族群的优位差异 (别人是怎样，而我不同)。

九零年代的女性主义，开始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性别的压迫不是独立或绝对优位
的，而是与其他社会不平等 (阶级种族国籍性倾向等等) 相纠结。大写的女稻草人
倾倒以后，所谓姊妹情谊 (sisterhood) 不再理所当然，乱飞嗜血的乌鸦可以在现实
的麦田中嗅出女人之间的权力倾压。曾经在美国某个女性主义会议上，与会者多是
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激烈地讨论著家事的性别分工等议题，一名非裔黑人女性举起手
不急不徐地说：「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能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你们家里有女佣在帮
你们做家事带小孩吧？」一桌女人沉默以对。
　　劳雇双方皆为女性的家务雇用关系，可以说是最能突显女人之间的阶层差异的
议题。家务劳动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女人的天职，具有阶级或种族优势的女人得
以透过商品化的方式，购买其他女人的劳务来减轻自己肩上的重担，避免天天和先生
在家里开打性别平等的家事战争。家务工作在历史纵深中的角色，例如台湾的查某
□、美国的黑奴，都具有相当的封建、殖民的色彩，然而这项职业并没有随著时代而
衰退，反而吊诡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持续成长。全球化趋势下的跨国人
口流动，为后工业国家的中上家庭提供了低廉的家务劳动力来源。家务劳雇关系的种
族系谱也不再局限於第一世界的白人雇主与有色劳工，台湾、新加坡、香港、马来
西亚等半边陲经济体，也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国。菲佣、印佣、外佣，在九零年代
已成为台湾社会的熟悉名词。在这样的理论与经验脉络里，我选择了台湾的外籍家
务劳工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1998年，我回到阔别三年的台湾开始论文的田野工
作。

跟著菲律宾劳工在星期天到处乱晃的过程里，我不时被误认为是个Filipina。有些
Filipinas 会不解地问我的同伴: “Why is that Filipina speaking English all
the time?”也有好几次，竟然有好奇的台湾人问我: “你怎么会说中文？”我之所
以能pass as a Filipina，与其以为是外表肤色的可能近似，实是因为我逾越了社
会空间上的种族及阶级界限。我初次参与一个菲律宾聚会时，一个Filipina 问我:
“Are you an employer? A broker? A newspaper reporter?” 似乎除了这三种范
畴，她无法想像还有台湾人会想要和她们认识接触。透过一个雇主的介绍，我得以
访问她雇用的菲籍家务劳工，进而加入她和朋友的星期天聚会，事后这个Filipina
高兴地拿著我们合照的照片给她的雇主看，不擅英文的该名雇主后来打电话给我问
说那照片是怎么回事，我从她惊讶的语气里可以读出她没有明说的讯息: 「这个留美
博士干嘛跟这群菲佣混在一起？」
偶然遇见的Filipinas经常会对著我的菲律宾朋友说: “You are so lucky. Your
employer speaks good English!” 她们听了则骄傲地回答: “She is not my employer!
She is my kaibigan (马尼拉语的「朋友」)！” 我不只是她们的一个friend, 更
是一个Taiwanese friend，而且跟她们坐在台北火车站地板上，一起领受路过台湾
人的鄙视目光。有一次跟她们去唱卡拉OK，窄小阴暗的地下室，流泻著马尼拉语或
英文的歌声，她们坚持要我点一首中文歌来唱， “Because we want people to know
we have a Chinese friend!” 甚者，在她们眼中，我不只是一个Taiwanese friend，
还是一个镀上了美国光环的台湾人。对多数菲律宾人而言，美国既是连结历史文化脐
带的殖民母国，又是穷生难以登陆的梦想国度。她们经常好奇地问我大大小小有关美
国生活的细节，而且多数无法理解何以我不想办法在美国找工作嫁人，而想要回到
台湾这个小岛。
　　在一年的田野工作后，我扛著两个大皮箱搬回芝加哥隐居写作。某日，我正苦
恼於如何整理厚厚的访问稿以及杂乱众多的资料，决定出门晃晃来醒醒脑袋。我的
小公寓位於一个正经历都市社会学所谓世绅化 (gentrification) 的多族群社区。街
上的杂货及小贩仍然生动地展现墨西哥移民及黑人社区的生活情调，然而沿著密西
根湖畔，以吸引年轻雅痞为号召的新公寓，正一栋栋盖起来。当我走在街上，一个从
我旁边经过的白人男性，没头没脑的丢了一个问题给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 我张口结舌，无法在脑中将这一串英文字转译成
为有意义的问题，站在白花花的夏日阳光下，我的困惑慢慢蒸发成愤怒。其实，类
似的情境早发生在1965年的纽约，黑人女性主义诗人Andre Lorde，推著她的女儿到
一家超级市场购物，迎面走来的一个金发小女生，拉著她的妈妈兴奋地说：“Look,
mom, a baby maid!”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的择定原本单纯出於理论及政治的关怀，却在田野与写作的过程
中意外地与我的个人生活经验交相激荡。菲律宾人眼中的美国梦土，在我的求学与
工作经验中教我更多有关中心国的文化霸权或种族歧视的非正式课程。作为一个少数
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劳工，是菲佣在台湾，也是我在美国。这样的平行移民
路径，反映出世界体系的多层次分化，以及社会认同建构的复杂脉络。当然，我不至
於天真地忽略我与我的菲律宾朋友之间的明显社会差异。我在台湾的书店报上不时
读到对於追求全球化的生活风格的浪漫歌颂，像是在上海跟英国朋友一起吃义大利面
若干云云，然而，地球村的乌托邦只适用於有经济及文化资源者得以跨国流动的都
会新贵 (cosmopolitans)，他们享受的光鲜清洁饭店与异国情调餐厅，实是移民劳工
远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职场。
我在来回穿越国界的生命旅程里，体察社会界线、阶层差异的建构咦鳎□K在我自己
身上阅读著社会认同的多重辩证。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与其直接去指控女人对
於女人的剥削，我试图以同理心去了解不同社会位置的女人的行动倾向 (我常戏说我
的研究是有关「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而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与其哀悼缅怀姊妹
情谊的梦幻汽球，我们应面对并尝试理解女人之间的差异、不平等与矛盾，然后在现
实的权力地图中，或可摸索出彼此的共同基础以及议题结盟的行动可能。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