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和支持过一系列批判运动，二十几年中一浪接着一浪，一浪比一浪高，一浪比一浪险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是这一系列批判运动的发轫，是新中国第一个文化罪案和冤案。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理论界需要认真深入思考和总结的问题。在这方面许多同志和朋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最值得赞扬的是张经济同志，他在32年前即1980年就大胆地、勇敢地提出了为《武训传》平反的问题，并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开展了众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深刻的教训啊！”
“从批判《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非常重要。山东三次举行全国武训研讨会都是做这个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也要“与时俱进”。我想围绕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而就“从批判《武训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谈点意见和看法。
山东省委党校李光耀教授在《武训精神论纲》中说，直至1985年，胡乔木才羞羞答答地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不“完全正确”，不“基本正确”，——当然，这里包含着否定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意思，即“批错了”的意思，但没明确坚决地说。正如李光耀教授和许多同志与朋友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完全错误的”。顺便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
举两个例子。1998年出版的一部《毛泽东全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仍然说：“1950年底至1951年上半年，电影《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这一事实，就是当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存在封建主义思想遗留的明显表现。”按照这种观点，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就是对的了，而胡乔木关于这个问题的表态则错了。
网上有篇题目叫做《毛泽东为什么痛恨武训》的文章，说：如今的中国，竭力为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翻案，主流言论认为，要大力弘扬武训精神，加快教育发展！认为毛泽东发动的“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著名的编导、演员受到沉重的打击，40多位同志受到牵连，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武训的家乡，办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训实验小学”、“武训高中”。这样看来，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对武训的态度，事实上是关于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命运，关系到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大问题。很显然，此文作者是不同意给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平反和翻案的。我们明确和坚决地认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毛泽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把它提到它所在的历史范围。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怎样的一种形势和情况？在那时，中国共产党已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革命胜利，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厥功甚伟。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崇高的地位，即树立了绝对权威，而在文化教育界，由于接收下来的大量旧知识分子的存在，这种地位和权威还没有树立，换句话说，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毋须说，毛泽东要在文化教育界树立地位和权威是有强烈愿望的。为此，他要采取各种措施，排除各种障碍。而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觉得就是最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须改造旧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已由团结的对象变成主要是改造的对象。我认为，电影《武训传》的摄制和放映，恰巧为毛泽东提供了发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的借口和机会。当然，也应该指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新社会自然会有隔阂﹑有距离，因而有个适应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爱国。确实如此。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国内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国共两党，许多著名的人留在大陆不去台湾；新中国建立后，许多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回到国内，参加祖国建设。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感情和热情多么可贵啊！事后看，对这一点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当时重视不够。往往只看到他们和新社会有距离﹑隔阂，不适应的一面，并把它夸大了，不是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适应，而是采取了思想改造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由此对广大知识分子造成严重伤害以至摧残。从后面我们所引述的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所说的话来看，仿佛这次运动除了针对旧知识分子，更主要地是针对党内外赞扬和歌颂电影《武训传》以及武训的人。
我们知道，电影《武训传》是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和推动下编写和拍摄的。陶行知先生在教育思想和教育事业上有伟大的建树，他很推崇武训，大力弘扬武训精神。陶行知先生在1946年病逝时，毛泽东和朱德署名的唁电中称他为“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董必武亲自写了一首悼诗贴在陶行知的棺材头上，其首句为“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
建国前，许多人无论怎样称颂陶行知先生，如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盛赞他为“时代的先师，教育的巨子”，“人民的领袖，民主的战士”。1948年戴伯韬在一本书中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人们都没听说毛泽东见怪。
而在建国后就不行了。建国后，陶行知先生的弟子们仍不遗余力宣传陶行知。有的说陶行知“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有的说“陶行知先生是近代世界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代表者之一”，如此等等。不用说，这就犯了在军事、政治领域建立了绝对权威又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大忌。
为批判电影《武训传》，杨耳写了一篇《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的文章（据说，作者写此文时，已知道毛泽东以及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看法），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原发表在《文艺报》上，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
这篇文章当然批判了武训，但与其说它主要批判武训，不如说它主要批判陶行知。这不仅表现在题目上，在文章中也一再说，“陶先生的表扬武训精神，未必是恰当的”，陶先生表扬武训精神“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一种错误”，“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疑的”，等等，请看这不主要是指向陶行知先生吗？
事实正是这样,自五月下旬以后,教育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已经扩展到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顺便说一下，毛泽东对武训的看法，在建国前后，也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为了教育抗大的教员安心工作，曾举了武训行乞兴学的例子。
1939年的一天毛泽东跟抗大的教员说，打仗重要，教育也重要。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做教员的。我们中国有个武训，他行乞兴学干了一辈子。当然，我也不是一定要你们在学校干一辈子，但在学校里工作就要安心。而在十余年后，即1951年，毛泽东亲自撰写社论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又指派江青带领一些人到山东武训的家乡搞带着框框的先入为主的所谓武训历史“调查”，结果经毛泽东修改的《调查记》判定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这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为什么？显然，武训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不欣赏﹑不赞成，他一向赞扬造反精神，并且他自己也是造反起家的，除此之外，是否和贬低与否定大力赞扬武训的陶行知先生有关，值得深思。
一位著名学者总结当时的情况说：“只有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被尊奉为凌驾一切的最高神圣，此外则不容许或多或少承认其它任何权威。”我看，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重要动机和原因。说白了，就是毛泽东要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建立自己及其思想的绝对权威。——虽然，也使用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这个实质是掩盖不了的。
应该说，这不仅是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重要动机和原因，也是毛泽东直到临终前发动历次思想政治运动的重要动机和原因。我们下面看看毛泽东在一些思想政治运动中的一些言论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事情。二、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51年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又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动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须知这里所说“一些共产党员”，也包括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电影《武训传》的放映在党中央作检讨，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不只一次地在报上检讨，电影导演和主要演员以及宣传﹑赞扬过《武训传》与武训的许多人都受到严厉批判，还有“锒铛入狱的”。
《人民日报》在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的当天（5月20日）于“党的生活”栏还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参加〈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其中严厉地说：“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该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该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有一点也要指出，这就是这次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同以后许多次思想政治批判相较，还算比较“缓和”的，受到处理的人不算多——但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问题的恶例。
尽管如此，凡经历过这场批判运动的人都知道，那形势和规模已经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了。据有人统计，从5月20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起到5月底的11天中，仅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即达108篇，6月份报上批判文章的数量则翻了4倍，不算各报编发的文章，仅个人署名的文章即达410多篇，到8月底这类文章已达850多篇。何等“壮观”！其后搞运动都靠“大批判开路”，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谈到批判电影《武训传》不能不提到江青。江青在这场批判运动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还不是一个完全弄清楚了的问题。江青在1972年会见美国记者﹑当时也是历史副教授的罗克珊·维特克时说：1950年12月电影《武训传》首次上映时是在全过范围内放映的。为揭露这部电影蕴藏的政治含义，她写了一份有关其背景的报告，还写了一篇文章（？—笔者）总结她的发现。她的文章一发表，就“瓦解了敌人的武装”，这部电影立即被禁止发行和放映。还说：尽管她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他们制作这部电影，但至少会考虑授意别人写一篇文章批判这部电影的改良主义思想。此后，她会见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又说：当时“有些高级领导同志”还在赞扬武训。她是唯一提出自己反对意见，并写信和文章公开阐述的人。
按照江青的说法，是她首先发现了电影《武训传》的问题，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发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江青在这里不乏自吹自擂。但她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武训家乡及其相邻县份作武训历史问题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不管名义上怎样，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实际上她是领导和头头），起了很大也是很坏的作用；江青的作用基本上可用四个头衔概括，即：哨兵（江青自称：对主席来说，“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参谋﹑助手﹑枪手。
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江青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急先锋。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不谈和否认江青的作用不对，夸大江青的作用也（确切些说：更）不对。罗克珊·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说，“批评关于武训的电影”“是江青发起的”。这不符合事实。她没有也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时，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确实有突出的表现，大概正因为这样，她在这场运动后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影处处长（按：处长即相当于后来的局长——笔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说，关于参加武训问题的调查，这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与文化界的公事”。由此我想起了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时经历的一件事情。
一天晚上，江青调看了电影《武训传》，同看的可能有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也随着看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武训传》，1951年没赶上，其后没机会和可能。在看这部电影时，江青说了什么，和别人议论了什么，没有一点印象了。这个时候江青为什么调看已经“枪毙”和封存十多年的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也调看过，那是因为过去没批判过，要进行批判。而《武训传》那是批判过了的，并且批“臭”了，为什么要调看？当时没想。现在看来，江青是否要向人们表明，让人们知道，批判电影《武训传》，她是有功的，建国后，她的政治活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知道，江青已经提出了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论”，她看和让别人看电影《武训传》，要告诉人们这就是一个证据——毛泽东不是说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对其赞扬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吗！
不管怎么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江青调看电影《武训传》，决不只是一件消遣之举，而肯定是有她的用意和想法的。大概就在调看电影《武训传》前后，江青还建议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次重新发表见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同时，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按：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起抛进垃圾堆。这是让早已批倒批臭的《武训传》为批判刘少奇垫背和造势。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胡适及其思想的批判也是一次极其片面和极其粗暴的思想政治批判，什么“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对资产阶级“投降”，胡适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等等。
《红楼梦》是一部古典小说，同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一样，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本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为什么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从政治上进行讨伐和批判？混淆思想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是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的通病。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起，毛泽东就反对“思想混乱”。然而，什么叫“思想混乱”？它和“思想活跃”有什么区别与联系？1955年在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泽东写了《驳“舆论一律”》的文章，实际上是提倡和主张“舆论一律”。什么是“舆论一律”？就是只允许有一种思想，或只能说允许说的话，也就是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个调调——如果这样，思想当然不“混乱”了，而“活跃”又在哪里？
毛泽东主张“舆论一律”，只允许人们有一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别的思想，就是，也只能是毛泽东思想。事实表明，我们长期以来所尊奉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被简单地理解为毛泽东本人的全部意见和主张，或者说，毛泽东说的一切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好战士”，“好干部”，“好学生”，否则，对毛主席的书和话或指示稍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就是“大不敬”，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我们想想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建立后，酿成了多少这样的悲剧和惨剧？仅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就有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又指出“百家”只是“两家”。他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又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以及剥削阶级），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自从提出这个观点直到逝世没改变过。他不仅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属于资产阶级。毛泽东一向赞扬“老粗”，说“老粗出人物”，在不同情况和环境下反复吟咏“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诗句，相反，对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轻视和敌视的心理，这在建国后特别明显，并且越来越明显，说什么“书读得越多越蠢”，“不要迷信教授”等等，他发动的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都首先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有55万多人——多为知识分子“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其比例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0%以上。这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被剥夺了自由和用自己的能力与智慧为国家和人民效劳的权利，还受尽人间种种磨难，几多人死于非命，或留下这样和那样的伤残。这究竟是个人的损失，还是人民和国家的损失？
1958年3月，毛泽东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写批语说，更多地、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上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注：“兴无灭资”是否第一次出现待进一步考查。）“兴无灭资”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把它放弃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此讲话），其中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解放军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
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兴无灭资”的口号之所以说“不全面”﹑“不准确”，确切地说“不正确”，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只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不反对封建主义（或曰：封建专制主义）。这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建国后，特别是1952年全国完成“土改”后，毛泽东仿佛就再也没有提过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而封建主义在中国存在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在现实中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影响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共产党，包括它的领导人。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或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毛泽东没有完成，其后继者也没有完成，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不仅如此，从毛泽东起，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时甚至还常常把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抵制和批判，而把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看成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弘扬和发展。
我想，这不是危言耸听。不容否认，现在我们社会上的一切腐败现象和不良现象，除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外，还都可以从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中找到它的重要根源。应该承认，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在思想政治领域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运。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需要指出，标题中所说“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是毛泽东并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而独断地有意地加上的。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的信（《五．七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重复这个论断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问题如此“严重”，怎么办？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即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还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宣传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还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众所周知，“四人帮”分子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写了杀气腾腾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长文。三、“全面专政”论与文化专制主义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按：这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明确指出过不能实行专政的的领域）都要实行专政，并且是“全面专政”，这是什么意思？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关于“专政”，按照列宁的解释，即：“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毛泽东说，专政就是“独裁”，“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对被专政的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如前所说，毛泽东是把知识分子，包括从旧中国过来的和新中国培养的，都看作资产阶级（以及剥削阶级）的。因此，所谓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全面专政”，不能做别的解释，只能是对知识分子来说，“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因为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工作的人主要和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各个文化领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普遍遭殃，他们成为自惭形秽而别人则唯恐避之不及的“臭老九”。多少人受尽凌辱，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其惨烈真是空前绝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名人（包括大的小的）——几无例外——通通交上了华盖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斯文扫地，野蛮和愚昧肆虐，到处肆虐。很显然，在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全面专政”，这不是任何别的意思，而是，也只能是反对和扼杀“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带有严重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文化专制主义。
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发端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展于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专制主义既违反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仅就文化领域说，试问：新中国的鲁迅、茅盾、巴金在哪里？新中国的王国维、陈寅恪在哪里？莫说出现新人，就连解放前已经出名的大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解放后在文学上和学术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作为？（按：有人说，到批判电影《武训传》时，郭沫若的学术生命“基本上已告结束”。
至于巴金在文革后写的《随想录》会永垂青史，有很大价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著名农民作家赵树理，建国前有名闻遐迩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建国后又有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如此等等，可提出不少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实行“鸵鸟”政策，要正视现实，认真反思。说到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危害，不仅把武训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把“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陶行知先生打入了冷宫，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区。这特别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教育学的发展。拿培养目标来说吧。
在毛泽东时代，所谓全面发展的内容，就是德、智、体。改革开放以后，总结现实和历史经验，其内容扩展成了德、智、体、美。而仿佛还没达到陶行知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高度，陶行知先生主张和提倡“德、智、体、美、技五育并举”。现在在“技”这方面，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感到有很大﹑很严重的欠缺。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城市﹑各大企业普遍反映——这种反映越来越强烈——缺少技工﹑技师和技术教员，用高薪也聘不到，有的甚至到外国去聘，这个问题难道不大﹑不严重吗？我们说文化专制主义违反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方针是什么？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马克思下面一段话很精彩﹑很值得注意。
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能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7页）
总之，认真总结和吸取文化专制主义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研究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且是常做常新的任务。一句话，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告诉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告别文化专制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上看法是否妥当，敬请各位专家和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