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目前的国家安全辩论中，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管理
中国的“掠夺性”地缘经济学。
东京站在制定有效的经济安全战略的立场上？
北京已将经济和金融工具系统地纳入其外交政策，以期推进
其宏伟的战略野心。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中国制造2025”，
北京将官僚主义的地缘经济工具巧妙地纳入了其宏伟的战略
思想。中国的强制性经济操纵采用贸易，投资，技术，货币
国际化，甚至是朝着地缘政治目的武器化资源供应链。
因此，重新制定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是安倍晋三首相的当务
之急。目标主要是确保包括下一代5G网络在内的尖端技术；
加强十二个战略领域对“核心产业”的外国投资法规；阻止CO
VID-19讨价还价者抢夺关键业务；保护知识产权并避免强迫
性技术转让；加强战略金属和矿产资源供应的自给自足；管
理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计划；并更好地制定印度太平洋地区的
发展援助战略。从在国家安全秘书处（NSS）设立经济部门
，构想美日经济安全对话，并在D-10（G7加上印度，澳大
利亚和韩国）的5G和D10框架中与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
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日本关于经济安全的战略思想正在
体现。
大流行前，安倍晋三首相的首要任务是在令人担忧的去全
球化趋势，贸易自由化后退和保护主义加剧的情况下如何
确保日本的经济利益。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建
立多边贸易体系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11）。英国脱欧后与欧盟达成的经济伙伴关
系协议（EPA）；并指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流程。在大阪20国集团（G-20）上，日本推动建立数据治
理规则，并构建以“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DFFT）为基础
的新体制。
驾驭中美脱钩，技术民族主义，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
新建设“社会5.0”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大流行后的复杂性仅
加剧了日本对经济安全的担忧。随着全球经济严重萎缩，
日本正在权衡艰难的经济选择。
对于日本而言，由COVID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了关
于脱钩与再外包和风险管理的争论。日本已预留22亿美元，
以促进生产从中国转移回日本，以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
（促进日本的中小企业，区域经济发展），其余的转移到
其他东南亚经济体。但是，在短期内，完全不可能完全消
除深度依赖的供应链，从而推进利基制造以及数十年来建
立的密集的贸易和投资网络。用“中国加一”模式保护关键
供应链只是减少日本经济对中国依赖的更为复杂的辩论的
一部分。
国家安全问题导致修订了《外汇和对外贸易法》，以保护
信息和技术不受海外国家干预。日本在“核心”行业类别下
列出了518家公司，这些公司将受到严格的规定。这引起
了对外国投资的不利影响的无意后果的担忧。但是日本
的举动实质上是为了与美国的规则保持一致。华盛顿已
采取措施，通过对中国拥有先进技术或知识产权的公司
的收购来限制信息流通。美国财政部将投资享受优惠待
遇的国家列入白名单，但日本没有。因此，日本必须加
倍努力以符合美国的标准。
确保重要的通信网络和5G技术的安全仍然是美国及其盟
国的优先事项。为此，涉及日本内阁秘书处，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的美日经济安全对话很可能在2020
年底举行会议。日本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公共采购。合
同。日本公司正在为5G竞赛做准备，目前由华为，爱立
信，诺基亚等主导。为了支持安全网络的发展，对固定资
本投资提供了15％的税收抵免或30％的特殊折旧。同时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与NEC Corp.合作，正在
推进5G网络基础设施，设备和基站的“日本制造”联盟。
资源安全也是维持日本经济基础的关键问题。日本非常
了解北京在2010年与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有关的稀土元素
武器化问题。随后，为缓解对中国的依赖并加强关键的
矿产安全，日本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加强了合作，并投资
于加工非中国稀土金属。由澳大利亚Lynas经营的德克
萨斯州的冶炼设施可能会吸引日本的投资。多样化稀土
元素和钴的来源仍然是国际贸易和工业部（METI）的
优先事项。随着中国在从采矿到加工以及磁铁生产的
稀土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计划到2025年将对
中国稀土元素的依赖程度降低至50％或更低，并通过
股权投资提高自给率。
遵循新的国家安全法，确保日本在香港的商业利益将
是一个问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结束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华盛顿将制裁中国官员和
实体，这些官员和实体帮助北京稀释了香港的自治权
。金融机构担心制裁的影响。全球金融中心占2019年
日本总贸易额的2.5％。由于香港的动荡损害了其作为
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主要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东京正在考虑是否可以将自己定位为替代亚洲金融机
构。枢纽。日本金融服务厅（FSA）任命了FSA国际
事务副部长久野良三（Ryozo Himino）为吸引业务
的专员。但是，更高的税收负担，语言障碍和官僚
主义可能会将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和台湾，而不是东京。
日本一直是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的主要推动者，并投
资于规则制定，以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和
治理。为此，日本旨在通过将能够将东京的标准与国
际标准接轨的高级人员定位为有效经济战略的一部分
，来扩大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日本对国际组织
的人事战略现在属于NSS经济团队的职责范围。经济
小组正在与内阁人事局和外交部讨论，旨在将日本人
员安置在专门机构中。
经济安全已成为日本国家安全辩论的关键锚。鉴于数
十年来中日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复杂相互依存关系，要
与北京的“掠夺性”经济策略作斗争并不容易。几十年
来，日本的援助和投资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中国一直是开放的全球经济规则和制度
的受益者。但是，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追求了
替代性的观念，规范，体制，这些观念，规范和体制
在中国的价值观，利益和地位上成为规则制定者而不
是规则制定者。
在全球大流行中，东京面临巨大挑战，预计2020财年
GDP收缩4.7％。在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中管理经济利益
是一条紧路。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和中国在
过去的几十年中建立了强大的贸易和投资网络。中国
在日本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24％。向前迈进，与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进行零和博弈是不可行的。随着日
本利用中国经济所提供的机会，与中国开展业务时，
管理风险和加强国家安全至关重要。